，但到了1892年的时候跌到了不足17两，跌幅近半。而与此对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棉制品则没有这种幅度的跌幅。

    另一个原因则是钱贵。这一点，富弘毅作为钱庄老板最是清楚不过。在1870年代的时候，一海关两大约能兑换1800文作用的铜钱，到了1890年代，则只能兑换1400文上下。中国的农村经济是铜钱经济圈的范畴，铜钱升值，意味着他们的购买力上升，这就使得印度纱相对于土纱有了更为强大的竞争力。

    富弘毅在金融上的分析，让杨邵文觉得心里轻松不少。这让他明白，印度纱有如此优势，除了本身不俗的竞争力外，还有不少汇率上变动的加成原因。如果都是本身的竞争优势使然，土纱或许难有机会，但如果有汇率方面的加成原因，那就多了不少胜算。他虽然不能左右汇率变动，但也知道汇率的变化不会总是一个方向上的。这几年进口纱的标价就开始缓慢的升了，铜钱的价格也不可能总是处在升值中，铜钱要是再升值，一些地方政府就会看到利益而去铸造铜钱了。

    卢广胜又问道：“杨小子，你知道我们每年从印度进口多少棉纱吗？”

    杨邵文摇摇头，这些数据得从清国的海关汇总出来才会有准确的结果，他当然不会知道。以清廷那糟糕的经济管理水平，恐怕也是两眼一抹黑。

    他有些怀疑道：“应该不少吧，卢会长难道知道？”

    “具体数字我自然不知道，但我可以估算出来。”

    在杨邵文引入机纱近武进市场后，卢广胜就在本地做过一些实地调查。

    一般人家里的衣服分为劳动装和盛装两种。本地农民的劳动装一般用的布料都是土布，盛装则是六成左右的土布，三成多的洋布以及一成不到的丝绸。而劳动装与盛装的比例为4比1，也就是说农民所需要的布料九成以上是土布。

    农民一年消费2匹布料（旧土布）左右，其中土布为1.8匹。考虑到武进本地相对于其他地方要富裕不少，每年每人消耗的土布按照1.6匹计算。中国有四亿以上的农民，每年消耗的土布则为6.4亿匹，需要棉纱420万担左右。

    卢广胜最后总结道：“在武进，机纱进入才一年左右的时间，土纱差不多就已经消亡。考虑到内地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机纱进入不易，以及部分农户自纺自用的情况。我们保守估计，这420万担棉纱当中有六成左右用的是机纱，扣除本国产的机纱后，我们每年需要进口200万担以上的印度纱。总共需耗银4000万两左右！”

    4000万两白银！

    杨邵文倒吸一口冷气。每年4000万两的白银外流印度，还有于此相关的棉花种植、棉花加工、纺纱等大量劳动岗位的丧失。光是棉纱这一项上，中国就是损失惨重啊！更别说中国是个银本位的国家，这些巨量的白银外流，必将造成国内货币紧缩，重创经济发展。

    闵靖远也感慨道：“我第一次听说卢会长估算出来的结果也是非常震惊。甲午一战，我们大清国赔偿两亿两白银，举国震惊。可我们光是棉纱一项上，每年就流失了4000万的白银，可又有多少人关心呢？哎，我自己也是能力有限，唯有希望我们武进县能够在纺纱一项上有所作为，尽量减少点利权的流失。”

    国家打了败仗，人人唾骂愤怒，士子们公车上书疾呼变法图强。可经济战线上我们不知已经打了多少大败仗，却又有多少人站出来疾呼。

    这一刻，杨邵文感觉心神激荡难以平静，不知不觉间，感觉自己身上多了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自己的奋斗目标不再只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公司的员工，为了自己的代工户，而是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与使命。他原来还感觉有些虚无的实业救国的梦想，此时此刻从没有感觉这么真实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