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胜利并习惯了征服的“蒙元朝廷”来说，绝对是一件不能容忍之事，所以出征日本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事情。

    另一方面，元朝也是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考虑，需要一次胜仗来对中原地区蠢蠢欲动的人心进行一次威慑，以更好地巩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野蛮统治，毕竟元朝实行的“民族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很不得人心。

    南宋灭亡后，元朝招降了大批南宋俘虏，而对这些俘虏的处置却成了一个巨大难题。对于“蒙元朝廷”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全部杀掉并不现实，果真如此，则话元世祖势必会背上“暴君”骂名。

    古人云“杀降不祥”，对于刚刚统一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若“屠杀俘虏”，将大不利于人心的稳定。

    但是，如果将宋人降兵编入元朝的军队中，这对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将无疑会是一次巨大的削弱。汤若遣散他们，让其解甲归田，则元世祖又不会放心，万一这些降卒们振臂一呼，又起兵造反了该怎么办？

    所以，元世祖忽必烈执意要发兵去攻打日本，这其中不乏借刀杀人之意，既攻打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日本，又消耗掉了大批的南宋降兵，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就算东征失败了，死的是汉人又不是蒙古人。

    据史料记载，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时，兵分两路。忻都、洪茶丘率兵4万从中原出发，范文虎率南宋新降兵10万从中原出发。在此之前，南宋降兵的汉人将领范文虎因“弘安之役”惨败，导致其率领的南宋降兵损失殆尽，但他并没有如实上报军情，反而试图推卸责任，隐瞒实情，于是被有心人揭发并告知忽必烈。

    按理来说，元世祖忽必烈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势必会大发雷霆，严惩范文虎是必然的事。然而，事实上范文虎非但没有被降罪，反而在此后得到主子信任。由此可知，范文虎所率领的南宋降兵在上一次出征日本时是否损失殆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心甘情愿地给“皇帝老子”背黑锅就行了。因此，这次还有分。

    就这样，“文永”、“弘安”两次东征日本的战役尽管相隔时间不长，但反应出了元朝初年的统治者对国内局势担忧，毕竟蒙古人口太少，而汉人太多，如何防止汉人造反？驱使汉人降兵去东海葬身鱼腹就不错。这就是“权谋”与“厚黑”，无论是少数民族政权，还是孩子政权，只要是统治阶级，无不首先考虑安全问题。

    众所周知，“元朝”是由蒙古人所建立的，而对外征服、武力扩张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已经是一种生存本能。加之蒙古财产继承的传统是“幼子守产”，而年长的男性无法分到足够多财产进行部落的生产生活。

    既然原有的土地、财富无法获得，那么就只有开辟新的地盘了。于是，凭武力对外扩张就承受首选，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土地，按理都归自己所有，因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初就是这么发家的。

    于是，在“蒙元朝廷”君臣们参与的“忽里台大会”上，德高望重的各部落酋长（首领）都会一边合着滚烫的马奶酒，一边撕扯着烤羊腿，笑道：“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因此，这种变相的奖励、默许行为进一步刺激了蒙古人对外扩张、征服和劫掠的欲望。

    在蒙古大军第三次西征后没多久，忽必烈通过虽然获得了汗位，但这种征服欲望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对他的影响甚大。况且忽必烈本人也是一个野心勃勃拥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曾试图以持续不断的扩张征服，来维持蒙古民族的强盛武功，从而获得大多数蒙古部落上层的拥护。

    除此之外，忽必烈的汗位获得并不是十分的正当，而是从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手中夺得的汗位。所以，他需要进行一场对外征服的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因此，“枪打出头鸟”，日本就成为了他的征伐目标。并且，当时元朝大军南下进攻南宋，尽管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大一统”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必须通过对外战争工具来转移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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