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盐税的征收以“从量核定﹐就场征收﹐税不重征”为总则。

    从量核定的意思是盐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以吨为单位分别不同产区﹑盐种和用途确定差别税额；就场征收﹐实行源泉课征﹐一般在盐的销售出场(厂)环节或在盐产区的运销﹑公收单位分配销售环节征收﹐以保证盐税地区差别税额的执行；税不重征﹐盐从生产到消费﹐不论其间经过多少加工﹑流转环节﹐只在规定环节征一道税﹐严格实行一次课征制度﹐纳税人用已税原盐加工﹑精制后销售的盐﹐不再缴纳盐税。

    同时，《东北盐税管理办法》还规定酸碱工业、制革工业、肥皂工业、饲料工业、渔业用盐，可以减免税。

    当然，规范盐税管理，是东北财政整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东北盐税管理办法》的最后一条规定，则是徐天宝为了一个人而专门设定的。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

    范旭东是湖南湘阴县人，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1911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

    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但是洋人秘技自珍，范旭东的考察又处处碰壁。

    一次，范旭东来到号称“世界碱工”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傲慢的主人竟摆出一副嘲弄的姿态，把他引进了锅炉房，目中无人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参观锅炉房吧！”范旭东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对大海起誓，一定要兴办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在旅途上就钻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建厂计划，设计制盐方案，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可是，范旭东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范源濂已经辞职，财政部和盐务机关的首脑也换了人，范旭东的考察报告和办厂方案呈报上去就没了消息。失望之余，范旭东没有泄气，他更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决心自己来

    筹备资金办厂，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争气！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公职，放弃了生活上的优厚待遇，离开了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自己的路。

    这时候，一直让黑皮不断扫描检索资料，为自己搜索人才的徐天宝果断地向处在人生事业低谷中的范旭东伸出了橄榄枝。

    徐天宝邀请范旭东和他的夫人许馥一起来沈阳参观。这时的沈阳正在进行新城市建设，原本低洼的道路被填平，并铺上水泥。路边有了路灯，城内居民七成通了电灯，八成通了自来水。大街上有交警站在四岔路口用小旗子指挥交通，有巡警用警惕的目光到处巡逻，看到谁乱倒垃圾，乱泼污水或者随地便溺就上前喝止。

    新沈阳给范旭东夫妇的第一印象就十分美好，于是，范旭东站在徐天宝的奔驰汽车里就开始侃侃而谈。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眼下中国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我范某人虽然不才，也懂得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且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

    范旭东的夫人也笑着说道：“我先生看到外国的洁白晶莹的食盐遍布中国市场，而国产的食盐有害物质含量很高，有害于食用者的健康，无法与外国盐竞争，真是痛心疾首。所以他才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要利用祖国丰富的海洋资源，提炼出精美的食盐来。”

    徐天宝笑道：“中国要是多几个象范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象要重新利于世界强国之列，就会少走很多弯路！范先生，只要我徐某人帮得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