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财政收入有三大块，一是国内税收，有田税、地税、商业税等；二是海关关税；三是铁道京沈铁路和新开通的沈赤铁路的收入。这三部分收入分别由王永江、王树翰、常荫槐三人掌管，其中又以财政部总长王永江最大。

    民国元年8月，徐天宝又任命王永江为东三省银行行长，受命整顿辽宁财政金融事宜。王永江上任后立刻确定计划，极力整顿，谤尤丛集，均所不辞。王永江针对辽宁的财政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首先针对财政积欠，提出补救之策。认为辽宁省财政向不甚充，军需政费膨胀，支出之款日益增加，增收有限，财政困于应付，乃借用债款，以助度支。针对内外债积欠危急情形，王提出整理之策惟有从不加重商民、不妨碍政务的收支两方面着手：补救之策诸如整理固有收入，厘定各种税则，严订田赋，考查改定税收比例，实行逾额奖励，增加税局，整顿契税，严催旧日积欠，清理官有财产。凡能直接或间接增进收入者，均应切实施行。

    针对财政积弊，提出重纲严法。王永江提议，对不称职的税捐局长尽行撤换，并一改从前县知事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之积弊。提出核定税收额，严肃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对税收超额者，乃优给长征提成。各税捐局均定有比额、年额。征收若干比额以外溢出者为长征，长征之数内提若干成为奖金，局长及员巡俱得下润口由于奖惩分明，从不马虎从事，一时各税捐局均皆努力于长征、溢收，所收税额已是比额的数倍，省库亦因之大盈。

    针对入不敷出，提出开源节流。开源方面，一是厘定税目，规范征收。在民国初年税捐收入的基础上，做出预算，划分重点。如统捐包括出产税、豆税、销场税、术植税、茧丝税、粮货税和船税等。正杂各税包括契税、矿税、出井煤税、酒税和酒牌照税、烟税和烟牌照税、渔税、剪税等。从而，改变了过去税目繁多、征收不便、百姓负担过重的积弊，也利于各地规范化征收。

    二是清丈土地，广开财源。王永江认为，回亩税赋应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必须清丈土地口应按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生产状况定出实征税额，对贪污、偷漏税者按章严惩口通过清丈，查出过去许多少报和未报的土地，一律核准缴纳田赋。

    三是发展实业，广开税源。王永江提出，官有营业一项亦为正当收入之一，所以应竭力提倡创办实业，奖励开矿，鼓励农副业生产，重视商业贸易，发展交通事业，进一步开辟税源。东北大豆、高粱产量过剩，若离粱运往关内汇兑基金，大豆及制品由东三省官银号附属的利达公司出口换汇，将有利于外贸和税收的增加口节流方面，一要淘汰冗员，裁并机关。二要加强公款管理，防止贪污浪费。三要加强地方财政款项监督，严格执行财政法规。

    针对私币泛滥，提出整顿金融。鉴于旧奉省银行纸币已失流通之力，私帖有充塞之虞，王永江提出应改革币制，取消小洋纸币及各县纸帖，推行东北币，不再使用银元。辽宁省财政部给辽宁总商会发出训令：限以辽宁省东北币收回已发之小洋票、银元，将收回票登入账簿，于每月底由省财政厅、总商会派员择地销毁。辽宁省财政厅制定《收回各县私帖章程》7条，限至民国2年8月底前，分五批收清。若有提前者，可予奖励。王永江的财政兴革整顿措施得到徐天宝的支持，执行坚决，收到一定的效果。

    在海关关税方面，辛丑条约规定，各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税也划归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务司管理，但是徐天宝根本不管这套，直接在东北沈阳设立东北海关总署，在各大通商口岸设立分署，职员全部由中国人和南洋华侨出任，其中尤以南洋华侨为主。因为，他们长期和洋商打交道，又长期从事跨国贸易，对关税这一块比较熟悉。

    至于铁路收入方面，原本京沈铁路的收入是要用来归还庚子赔款的，但是自打徐天宝夺取山海关之后，这部分收入直接进入了东北大都督府的财政账户，一分钱也不对发。弄得英国人每过一个月就要来抗议一次。最近才开通的沈赤铁路，完全由中国人出资并设计建造，所得收入更加不会有一分钱外流。

    最后是盐税，也是东北财政收入的大头，本来同样是用来偿还庚子赔款的，结果同样被徐天宝截留。同时，王永江、王树翰也参照徐天宝的意思，制定了《东北盐税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