霁是唯一大陆来的，他凝神坐着，到了认识我快半年的那一天，还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知当年他在大陆念医学院时，曾是我的读者。而今成了我的“弟”呀，还没弄明白这人生开了什么玩笑。坐了一会儿，一个中国同学踢了我一脚，悄悄说：“你就过去一下，人家在那边等你好久了。”

    我抬眼看去，那个纸人老师一个人坐在方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纸，在阅读。

    我静悄悄的走向他，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明天走，是吗？”他笑着。

    “明天中午。”我说。

    “保持连络。”他说。

    “好。”我说。

    我们静坐了五分钟，我站了起来，说：“那么我们说再见了。”

    他推开椅子也站了起来，把我拉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走了。

    霁的接待家庭里的主妇，也是学校的职员唐娜，又跟我换了一个角落，在同样的学校咖啡馆里话别。我们很少见面，可是看见霁那么健康快乐的生活在美国，就知道唐娜这一家给了他多少温暖。

    “谢谢你善待他。”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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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你善待他。”唐娜说。

    我们拥抱一下，微笑着分开。我大步上楼，走进那真正属于我的教室。这一回，心跳加速。

    这一回，不再是我到得最早，全班的同学早都到了。我一进门，彼此尖叫。

    那个上课写字的大桌子居然铺上了台布。在那优雅的桌巾上，满满的菜啊——走遍世界吃不到——各国各族的名菜，在这儿为月凤和我摆设筵席。

    “哦——”我叹了口大气：“骗子——你们这群骗子，难怪追问我们来不来、来不来。”我惊喜的喊了起来。

    “来——大家开始吃——世界大同，不许评分。”

    我们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闹闹打打的。没有一句离别的话。至于月凤，是要回来的。

    杰克的蛋糕上写着月凤和我的名字。太爱我们了，没烤对，蛋糕中间塌下去一块。大家笑他技术远不够，可是一块一块都给吞下去了，好快。

    最后的一课是我给上的，在写字板上留下了台湾以及加纳利群岛的连络地址。这一回，写下了全名，包括丈夫的姓。同学们才知我原来是葛罗太太，在法律上。

    写着同样颜色的黄粉笔，追想到第一次进入教室的那一天，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时光无情，来去匆匆——不可以伤感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千里搭长棚。

    下课钟响起了，大家开始收拾桌子，一片忙乱。阿雅拉没有帮忙，坐着发楞。

    “好了，再见。”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艾琳叫着：“不——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我抖着嘴唇问她。

    艾琳拉起了身边两位同学的手，两位同学拉住了我和月凤的手，我们拉住了其他同学的手。我们全班十几个人紧紧的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而天气并不冷。

    艾琳对我说：“月凤是可以再相见的，你——这一去不返。说几句话告别罗——”

    那时阿雅拉的眼泪瀑布似的在面颊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坐在她家的草坪上，用小剪刀在剪草坪。我又听见她在说：“我生一个孩子给你，你抱去养，我给你我和以撒的孩子。”为了她那一句话，我要终生终世的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的心狂跳起来，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开始慢慢的一句一句说——看我们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份悲伤。

    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鼓励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belleuv－munitycollege.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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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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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当时我住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幢木造楼房里。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对面是一片停车场，右手边隔着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电影院，屋后距离很远也有人家，可是从来没见人影，也就是说，无论白天或晚上，这幢建筑的周遭是相当安静的。

    这幢老房子并不是大型的学生宿舍，一共三层楼加地下室。楼下，在中午时属于大学教授们做俱乐部用，供应午餐，夜间就不开放了。二楼有一间电视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个小型办公室，到了下午五点，办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余的房间一共可以容纳十四个女学生，每人一间，住得相当宽敞也寂莫，因为彼此忙碌，很少来往。我们也没有舍监。

    记得感恩节那日是个“长周末”，节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国同学全部回家去了，中国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她们也各有去处。我虽也被人邀请一同回家过节，却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谢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这样，长长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里——完全孤独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纷飞，游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内暖气太足，在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黄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插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桔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brother.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床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又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的说，尽可能的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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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暴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的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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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石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的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那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的开在台北市空空荡荡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的做好国民外交。

    我是开了好久的车子，才去进驾驶学校的。那个往事被写成一个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天梯》，已经收到书本里去了。

    好的，从此做了一个养马的人。

    我叫我的车子马儿，对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马都很疼爱，常常跟车讲话。跑长途时拍拍车子，说：“好马，我们又要跑罗！”

    那车子就听得懂，忠心的水里去，火里来，不闹脾气。

    说到“水里去”并不只是形容词，开车时发生最大的事件并不在于一次国外的车祸，而在台北。

    我的经验是，每次车子出事，绝对不在于马儿不乖。决定性的出事原因，必然在于主人不乖。

    那是一个狂风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选了这种天气去开“学生钢琴发表会”，地点在植物园畔的“艺术馆”。天不好，姐很伤心。

    这是家中大事，当然全体出动参加捧场。

    大雨中我去停车，停在“艺术馆”和以前“中央图书馆”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对于那个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还开车，叫不乖。

    当我要停车时，看见一个牌子，白底红字中文，靠在一棵树边，写着——“停车场”。

    没错，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车辆都驶得离我远远的，停在二十几步路边的地方。

    “好笨的人，这里那么空旷，怎么不来停呢？”我想。等到钢琴表演结束，家长和小朋友们捧了一些花篮出来，各自上车走了。我的车内派到爸爸和妈妈同坐。看见那倾盆大雨，舍不得父母淋湿，就说：“别动，我去开车来，你们站在廊下等。”又因为天气酷寒，我怕父母久等会冻着，于是心里就急了一点。发足往雨夜中冲去。

    停着的车子必须来个大转弯才能回头，我看了一下左边的宽度，估计得倒一次车才能全转。我看一下右边，右边树下那块牌子又告诉我——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一辆车也没有，雨水中平平坦坦的。那就向右转好了，不必倒车，一个大弯就可以改方向了。那时，我念着父母，又急。

    好，发动车了，加足马力，驾驶盘用力一扭，马儿跳了出去，是匹好马。

    不过一秒钟吧，我听见不算大声的一种冲击声，然后我发现——车窗外面不是雨水，而是一整片大水在我四周。车子在沉——是在沉，的确在沉。在沉——。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惊慌，我根本莫名其妙，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种梦境。这不可能是真的。

    车子还在沉，四面部是大水、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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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在做梦。

    那时小弟带了他的全家人往他的车子去，夜寒，大家挤在伞下埋着头疾走。就在那时候，侄女天明三岁，她一回头，看见小姑的车子沉入“停车场”中去。她说：“小姑——”

    手中一朵菊花一指。

    这一来，正往自己车去，也带着妻女的大弟听见了，猛一回头，忙丢掉了雨伞就往池塘水里跑。这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事后说的。

    我无声无息在水中慢慢消失。

    我仍然在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时，水渗进车子里来了，水快速的浸过我的膝盖，水冻醒了我的梦，我又对自己说：“我正在死，原来是这种死法——真是浮生如梦。”

    就算是梦中吧，也有求生的本能，我用力推开被水逼住的车门，用力推，车门开了，水淹过了我。我不张口。我踩到椅背上去。我露出水面了，我看见四周有科学馆、艺术馆，还有那向我远远奔来的大弟弟。

    “救命呀——”这才不必要的尖叫起来。

    大弟拖我，我又不肯被救了，说了一声：“我的皮包。”又钻进水中去摸皮包。

    等到我全身滴水站在地上时，开始跟大弟激辩：“明明是个停车场，怎么突然会变成一个大水塘？我问你，这是什么鬼？”

    这时候家人都来围观啦！弟说：“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有个池塘啊？”我尽可能不使牙齿打抖，说：“是刚刚变出来的，存心变出来淹死我的，从来没有什么池塘的，这是奇幻人间电视剧——。”

    爸爸当时立即指挥：“妹妹和弟弟回去——全身湿的受不起这种冻。有小孩子的也都快回去。妈妈坐别人的车也回去。这个车，明早请人来吊——。”

    我舍不得我的马儿，一定要跟它共患难，我坚守现场，不愿离开，不但不离开，硬逼家人快快去打电话，请修车厂立即就来救马。

    那种情形下，弟弟们也不肯走了。爸爸说：“要有理智，这种大雨里，都得回去，况且大家都淋湿了，快快给小孩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