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得快抽筋。这时笑气再度扩散，原先憋在全班同学胸口的那股气，乘机爆发出来。
大家东倒西歪，教室里一片大乱。
“好——今天我们那么开心，课就先不上了。”
老师想必很怕热，她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开一合的扇。这时大家喊：“不要上啦！不要上啦！”
“好——我们来自我介绍，新同学来一遍。”老师说。我说：“不行，这么一来你们认识了我，我又不认识你们。”“好——”老师说：“全体旧同学再来一遍自我介绍，向这位新同学。然后，这位新同学再向大家介绍她自己。行不行？”
全班听了，纷纷把文法课本拍拍的乱合起来，又弄出好大的声音。
以前在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过了的人，好似向我做报告似的讲得精简。等到那个不大肯有表情的米黄毛衣老先生讲话时，全班才真正安静了下来。
“我叫阿敏，是伊朗人，以前是老国王时代的军官，后来政变了，我逃来美国，依靠儿子生活。”另外两个伊朗同学开始插嘴：“老王好、老王好。”
对于伊朗问题，大家突然很感兴趣，七嘴八舌的冲着阿敏一句一句问个不停。阿敏虽然是军官，英文毕竟不足应战，我我我的答不上话来。
那个伊朗女同学突然说：“我们还有一个坏邻居——伊拉克，大混帐……”
全班三个伊朗人突然用自己的语言激烈的交谈起来。一个先开始哭，第二个接着哭，第三个是男的阿敏，开始擤鼻涕。
我说：“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一个坏邻居，就是——”我一想到正在借读邻居的文法书，这就打住了。
老师听着听着，说：“好——现在不要谈政治。新同学自我介绍，大家安静。”
“我嘛——”我正要说呢，对面那个还在哭的女同学一面擦眼睛一面对我说：“你站起来讲。”
我说：“大家都坐着讲的，为什么只有我要站起来？”她说：“我是想看看你那条长裙子的剪裁。”
全班乘机大乐，开始拍手。
我站起来，有人说：“转一圈、转一圈。”我推开椅子，转一圈。老师突然像在看西班牙斗牛似的，喊了一声：“哦类！”我一听，楞住了，不再打转，问老师：“艾琳，你在讲西班牙文？”这时候，一个日本女同学正蹲在地上扯我的裙子看那斜裁功夫，还问：“那里买的？那里买的？”老师好得意，笑说：“我的妈妈是英国移民，我的爸爸是墨西哥移民，美国第一个墨西哥民航飞机驾驶师就是他。”我对地上那个同学说：“没得买，我自己乱做的啦！”“什么鬼？你做裙子，过来看看——”那个红头发的女人砰一推椅子，向我走上来——她口中其实叫我——你过来看看。
“好——大家不要开始另一个话题。我们请这位新同学介绍自己。”老师说。
“站到桌子上去讲。”那个还在研究裁缝的同学轻轻说。我回了她一句日文：“请多指教。”
“好——”我说：“在自我介绍之前，想请教艾琳一个重要问题。”我坐了下来，坐在椅子上。
“好——你请问。”老师说。
“我问，这个班考不考试？”我说。
老师沉吟了一下，问说：“你是想考试还是不想考试呢？”她这句反问，使我联想到高阳的小说对话。
“我不想考试。如果你想考试我，那我就说再见，不必介绍了。”我说。
这一说，全班开始叫：“不必啦！不必啦！”
那个蝴蝶结正在啃指甲，听到什么考不考的，惊跳起来，喊说：“什么考试！开学那天艾琳你可没说要考试——。”艾琳摊一摊手，说：“好——不考试。”
这一说，那个巴西男孩立即站起来，说：“不考？不考？那我怎么拿证书？我千辛万苦存了钱来美国，就是要张语文证书。不然，不然我做事的旅馆要开除我了——”蝴蝶结说：“不要哭，你一个人考，我们全部签字证明你及格。”
巴西男孩不过二十二岁，他自己说的。老师走过去用手从后面将他抱了一抱，说：“好！你放心，老师给你证书。”
这才开始我的自我介绍了。教室突然寂静得落一根针都能听见。
我走上咖啡板，挑出一支黄铯短粉笔，把笔横躺着画，写下了好大的名字，宽宽的。
我说，在我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当时，那位移民官问我：“你做什么来美国？”我跟他说：“我来等待华盛顿州的春天。”那个移民官笑了一笑，说：“现在正是隆冬。”我笑说：“所以我用了等待两字。”他又说：“在等待的这四个月里，你做什么？”我说：“我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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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艾琳急着说：“你的入境，跟英国作家王尔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税务官问王尔德有什么东西要报关，王尔德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时几个同学向老师喊：“不要插嘴，给她讲下去呀！”
老师又挤进来一句：“他报才华，你等春天。”大家就嘘老师，艾琳说：“好——对不起。”
“好——”我说：“我不是来美国看电视等春天的吗？我真的开始看电视。我从下午两点钟一直看到深夜、清晨。我发觉——春天的脚步真是太慢了。”
我看看四周，同学们聚精会神的。
“我去超级市场——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服装店——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公寓里公共的洗衣烘衣房——有人，可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邮局寄信，我想跟卖邮票的人讲话，他朝我身后看，叫——下一位。我没有人讲话，回到公寓里，打开电视机，那个‘朝代’里的琼考琳丝突然出现，向我尖叫——你给我闭嘴！”
同学们开始说了：“真的，美国人大半都不爱讲话，在我们的国家呀——”
老师拍拍手，喊：“好——给她讲下去呀！”
我说：“于是我想，要找朋友还是要去某些团体，例如说教堂呀什么的。可是华盛顿州太美了，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我去一幢建筑物里面做什么。于是我又想——那我可以去学校呀！那时候，我东挑西选，就来到了各位以及我的这座社区学院。”
一个同学问我：“那你来西雅图几天了？”
我说：“九天。”
蝴蝶结慢慢说：“才九天英文就那么会说了！不得了。”
这时候，大家听得入港，谁插嘴就去嘘谁。我只得讲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
“你什么职业？”“无业。”
“你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你的情况呀！”“我的经济情况？”“不是啦！”“我的健康情况？”“不是、不是、你的情——况？”
“哦——我的情况。我结过婚，先生过世了。”还不等别人礼貌上那句：“我很遗憾。”讲出来，我大喊一声：“好——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吗？”
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各位同学看到了，我们得到了多么有趣的一位新同学。”她吸一口气，说：“好——我们现在把书翻开来，今天要讲——虚拟式。”
这时候那个台北人月凤一打桌子，叫道：“艾琳、艾琳，echo是个作家，她在我们的地方出了好多书——”。老师不翻书了，说：“真的吗？”
“真的、真的。”月凤喊。
我说：“我不过是写字，不是她口中那样的。”这时候，那个坐在对面极美的日本女同窗向我用手一指，说：“对啦——我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你抱着一只羊的照片。老天爷，就是你，你换了衣服。”
老师忘掉了她的“虚拟式”问说：“你为什么抱羊？在什么地方抱羊？”
我答：“有一次，还打了一只羊的耳光呢。”
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片羊声，大家开始说羊。说到后来起了争论，是澳洲的羊好，还是纽西兰的羊毛多。老师说：“好——现在休息十分钟再上课。”
这一休息，我一推椅子，向月凤使了一个眼色，她立刻会意，两个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我拉了她一把，说：“我们去楼下买书。快，只有十分钟。”
那下一小时，并没有上课，包括老师在内都不肯进入文法。就听见：“那你的国家是比美国热情罗？”“那你没有永久居留怎么躲？”“那你原来还是顿顿吃日本菜呀？”“那你一回去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吗？”“那你先生在瑞士，你留在这里做什么？”“那你靠什么过日子？”“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转美术课？”“那跟你同居的美国朋友讲不讲什么时候跟你结婚？”“那这样子怎么成？”“那不如算了！”“那——”
下课时间到了，大家噼哩啪啦推椅子，还在说个没完。下楼梯时又喊又叫又挥手：“后天见！后天见！”
我站在走廊上决不定回不回公寓。这时，老师艾琳走过我，她说：“你刚才说不会发音我的姓，那没关系。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还有一个本姓，叫做v.这是西班牙文。”我笑看着她，用英文说：“帆。帆船。”
“好——对了，我是一面帆。”她说：“亲爱的，因为你的到来，为我们的班上，吹来了贸易风。”
我说：“好——那么我们一起乘风破浪的来航它一场冬季班吧！”
回到寂静的公寓，我摊开信纸，对父母写家书。写着写着，发觉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发现，在国际同学的班级里，同舟共济的心情彼此呼应，我们是一群满怀寂寞的类形——在这星条旗下。我自信，这将会是一场好玩的学校生活。至于读英文嘛，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标，课程简单，可以应付有余。我的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又有幽默感的女士，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里，我确信她不会体罚我。这一点，对于我的安全感，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想了一会，提笔再写：“我的计划可能会有改变。念完冬季班，那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想留下来，跟着老师进入校园的春花。你们放心，我从今日开始，是一个极快乐的美国居民。最重要的是；老师说——不必考试，只需游戏读书。竞争一不存在，我的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感激和喜悦。注意，我夏天才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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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了一段：“这里的生活简单，开销比台北那种人情来往省了太多。一季的学费，比不上台北任何英文补习班。经济实惠，钱一下多出来了。勿念。”
我去邮局寄信，那位扶拐杖卖邮票的先生，突然说：“出了一套新邮票，都是花的。我给你小额的，贴满芳香，寄去你的国家好吗？”
这是一个美国人在西雅图的卫星小城，第一次主动的对我讲了一串话。我投邮，出了邮局，看见飘动的星条旗，竟然感到，那些星星，即使在白天，怎么那么顺眼又明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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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在那里
那天我刚进教室才坐下，月凤冲进来，用英文喊了一句：“我爸爸——”眼睛哗的一红，用手蒙住了脸。月凤平日在人前不哭的。
我推开椅子朝她走去。
“你爸怎么了？”我问。
“中风。”
“那快回去呀——还等什么？”
月凤在美国跟着公公婆婆，自己母亲已经过世，爸爸在台北。
说时艾琳进门了，一听见这消息，也是同样反应。一时里，教室突然失去了那份欢悦的气息，好似就要离别了一般。
那一天，我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想着想着，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月凤，讲好一同去订飞机票，一同走了。毕竟，我还有人子的责任。
就决定走了，不等学期结束。
“什么哦——你——”阿雅拉朝我叫起来。
“我不能等了。”我说。
“你爸也没中风，你走什么？”同学说。
我的去意来得突然，自己先就呆呆的，呆呆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促的，躲在心里的枷锁不可能永远不去面对处理。我计划提早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一个月，然后再飞赴西班牙转飞加纳利群岛——去卖那幢空着的房子了。这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
学校其实并不小，只是在我们周遭的那几十个人变成很不安——月凤要暂时走了，带走了他们的朋友echo阿雅拉和瑞恰原先早已是好朋友，连带她们由以色列派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丈夫，都常跟我相聚的。
这匆匆忙忙的走，先是难过了那二十多个连带认识的犹太朋友。他们赶着做了好多菜，在阿雅拉的家里开了一场惜别会。
我好似在参加自己的葬礼一般，每一个朋友，在告别时都给了我小纪念品和紧紧的拥抱，还有那一张张千叮万咛的地址和电话。
细川慎慎重重的约了月凤和我，迎到她家中去吃一顿中规中矩的日本菜。我极爱她。
霁听到我要走，问：“那你秋天再来不来？那时候，我可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去了。”
我肯定以后为了父母的缘故，将会长住台湾。再要走，也不过短期而已。我苦笑着替我的“弟”整整衣领，说：“三姐不来了。”
一个二十岁的中国女孩在走廊上碰到我，我笑向娇小的她张开手臂，她奔上来，我抱住她的书和人。她说：“可是真的，你要离开我们了？”说着她呜呜假哭，我也呜的哭一声陪伴她，接着两人哈哈笑。
奥娃也不知听谁说的我要走了。请了冷冻工厂的假，带着那千辛万苦从南斯拉夫来的妈妈，回到学校来跟我道别。
在班上，除了她自己，我是唯一去过奥娃国家的人。两人因此一向很亲。
巴西的古托用葡萄牙文唤我——姐，一再的说明以后去巴西怎么找他，在班上，我是那个去过亚马逊大河的人。在巴西情结里，我们当然又特别些。
杰克中文名字叫什么我至今不晓得，却无妨我们的同胞爱。他说：“下回你来西雅图，我去机场接。”我笑说：“你孤单单给乖乖留着，艾琳是不会欺负你的。别班可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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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那大哭大笑的女同学留下一串复杂的地址，说：“我可能把孩子放到加州，自己去土耳其会晤一次丈夫。也可能就跟先生园伊朗。你可得找我，天涯海角用这五个地址连络。”
一群日本女同学加上艾琳，鬼鬼崇崇的，不知在商量什么。
我忙着打点杂物，东西原先不多，怎么才五个多月，竟然如此牵牵绊绊。一发心，大半都给放下了，不必带回台湾——尤其是衣服。
决定要走之后，月凤比较镇定了，她去忙她的琐事。毕竟月凤去了，台北还有人情礼物不得不周到。她买了好多东西。
就算这样吧，我们两人的课还是不愿停。
艾琳一再的问：“上飞机前一天的课你们来不来？”我和月凤都答：“来。”
“一定来？”同学们问。
“一定来，而且交作业。”我说。
艾琳问我，要不要她写一张证明，说我的确上过她的班级而且认真、用功等等好话。
我非常感谢她的热忱，可是觉得那实在没有必要——“我，一生最大的事业，不过是放心而已。”我不再需要任何他人的证明了。
在离开美国四天以前，我在学校老师中间放出了消息——加纳利群岛海边花园大屋一幢，连家具出售，半卖半送。七月中旬买卖双方在那遥远的地方会面交屋。
几个老师动了心，一再追问我：“怎么可能？海景、城市夜景、花园、玻璃花房、菜园，再加楼上楼下和大车库，才那么点钱。”
我说：“是可能。当一个人决心要向那儿告别时，什么价都可能。”
为着卖一幢千万里之外的房子，我在美国的最后几天闹翻了学校十分之一的老师们。
最后，每一个人都放弃了，理由：“我们要那么远的房子做什么？”
我知道卖不成的，可是却因此给了好几个美国家庭一场好梦。
要去学校上那对我来说是“最后的一课”的那天，我在桌子上查好生字、做完全本英文文法——包括还没有教的、整理清所有的上课笔记，再去买了惯例三块美金的糖果，这才早早开车去了学校。
咖啡馆里围坐了一桌亲爱的同胞手足加同学。我们都是中国人，相见有期。没有人特别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