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弧和她谈话后所记录的，十有**是张爱玲的原话。说明张爱玲还是在心理上试图从社会根源上来解释文学的。她并且告诉桑弧，曼桢的结局并不是很悲惨的。

    曼桢后来与祝鸿才离了婚，她和张慕谨、沈世钧及妻子石翠芝来到东北参加祖国建设，成了“革命大家庭”里的一员，她会有好的前途的。

    最后这光明的尾巴，曲终奏雅，张爱玲借慕瑾的话，抒发了慕瑾的感想：我从前那个想法是不对的。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能会理想。我宁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不管是慕瑾也好，张爱玲也好，这话至少有一半是真话，虽然对作品或对作家来说都稍显得有点空洞。

    1950年7月，《十八春》正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张爱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请她出席上海市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请帖，她有点不知所措，是谁出面要邀请自己呢？

    她不知道，邀请她的正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老作家夏衍在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文坛出了个张爱玲，他找来张爱玲的许多作品读了，很欣赏张爱玲的文采，又看到报上连载的《十八春》，以及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影剧，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破众议，邀请她来出席会议⑦。

    张爱玲首次参加了**组织的大会。大会在上海一家大电影院举行，她穿着紧身旗袍，旗袍外面罩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衬衫，这对她自己来说是极平淡朴素的装扮，与她自己从前的绚烂的衣着相比，真可以说是脱尽铅华了。

    但是在这黑压压一片灰蓝的会场上，她的这身装扮还是显得很醒目突出的。

    那时流行的是男女一律的中山装，而且不管男女，上装与下眼颜色一概是蓝色或灰色，这种装束代表了政治的倾向，似乎这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张爱玲坐在最后一排，她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发言。但是她不难感受到大会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所有到会的文学艺术家们，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还是国统区的，都信心百倍地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清除头脑中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艺路线来严格要求自己，洗心革面，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家。

    张爱玲虽然没有这样高涨的政治激情，但即使她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确实在努力使自己的感情与时代精神不背道而驰。她很想参加些实际工作，可以在实践中增长阅历，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好处。再则上海刚解放不久，动荡时期的通货膨胀还没有抑制，她除了给《亦报》写文章连载外，没有其它经济来源，手头也很拮据。文代会后，夏衍让她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两个多月，她很乐意地参加了⑧。她对这些政治的东西陌生，但这些活动也确实使她了解了旧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农民被剥削与压迫的生活现实，对农村有了感性的认识，所以这段时间不长的实践，使她的小说中带上了一点新的时代气氛，比如后来写的《小艾》就有这样一些新的内容。

    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她写出了与以前风格很不同的时代氛围，《十八春》的后半部，表现了一些明显的政治倾向。世钧新婚的妻子翠芝也改变了少奶奶的脾气，换上“列宁服”，与世钧一道到东北参加建设。世钧与她同是在“旧社会里糊里糊涂做了半辈子的人，掼不下的包袱不知有多少，这回到东北去要是去得成，对于他正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世钧与慕瑾虽然在过去里有点个人的小恩小怨，但现在同到东北，“同是革命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所以也觉得十分亲切”。

    一个旧时代的悲剧，跨过解放的门槛，忽然柳暗花明。张爱玲为了安慰那些关心她小说主人公命运的“梁迷”们，违背了她小说本身的艺术逻辑，这对于小说虽然是不幸的，但对于读者却是大幸，满足了人们善良的愿望与同情心。

    张爱玲为此赢得读者的热烈欢迎。《十八春》刚刚连载结束，就有读者给《亦报》编辑去信，问“梁京先生”有没有新作继续在《亦报》上刊载？

    其实，报社编辑比读者还要着急，早在一个月前就再次催促张爱玲写新的作品了。唐大郎对张爱玲说：“你写这么好的小说，别说读者们不放松你不写下去，就是《亦报》同人，也不放松你不发这个稿子呀！”张爱玲不能拂别人的好意，说：“写还是要写的，就是写得太慢，要等《十八春》杀青后，再构思下一篇小说的内容。

    《十八春》登完的第二天，唐大郎又去看了张爱玲，等着她的稿子。这时张爱玲正在补《十八春》里的漏洞。因为这篇小说一边在报上登载，一边写，写到后来，明明发现前面有个漏洞，却无法修改，她心里老是有个疙瘩，花了一段时间来弥补小说的缺陷，准备再写新作时，非要全部写完再拿出来不可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