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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吹向文坛的两炉沉香(1/2)

    从1943年春天开始,在薰风沉醉的上海滩上,在沦陷区死气沉沉的文学土壤里,张爱玲的一系列小说散文姹紫嫣红,热烈地绽开,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新鲜美丽的故事,诉说着一个二十二岁少女的才思。

    这年初春,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张爱玲来到一所雅静别致的花园洋房前,叩开了紫罗兰庵主人的门。

    这时,紫罗兰庵主人——鸳鸯蝴蝶派老作家周瘦鹃,正懒洋洋地斜靠在书房的沙发里,望着案头古色古香的宣德炉中一枝紫罗兰香袅袅的青烟,想着自己的心事。

    他的小女儿瑛匆匆上来,拿着一封信给他,说:“楼下有位姓张的女子来访。”

    他拆开信,原来是他的一位园艺朋友黄岳渊老人的亲笔信,介绍女作家张爱玲来访,要和他谈谈小说的事。周瘦鹃忙下楼来,看到客厅里站着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旗袍亭亭玉立的小姐,知道这就是张爱玲。张爱玲见到周瘦鹃,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瘦鹃答过礼,招呼坐下叙谈。瘦鹃老人才知道张爱玲从小在天津北平长大,后来搬到上海,上了三年香港大学,因战事发生,又辗转回到上海,现在与姑姑住在一起,为西人办的《二十世纪》写英文文章。爱玲本不善言谈,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情况。周瘦鹃问起她写作情况,她说,中文作品除了前几年给《西风》杂志写过一篇《天才梦》外,没有动过笔。最近写了两篇小说,写的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爱玲说着打斤手中的纸包,拿出两篇稿子,请周瘦鹃看看行不行。周瘦鹃忙捧过来,他看了看标题《沉香屑》,题下标着《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就感到这名字很别致有味,当即就请爱玲把稿子留下,容他细细拜读。周瘦鹃又与她谈起复活《紫罗兰》的事。张恨水、周瘦鹃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是二、三十年代在青年男女中风靡一时的言情小说大家。他们的作品就连许多成人也特别爱看,张爱玲与她的父母姑姑都是其忠实的读者。鸳鸯蝴蝶派文人有一句很明确的办刊宗旨“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礼拜六”是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主要刊物,也是这一派的代称),即可看出文艺趣味和受欢迎的程度。张爱玲向周瘦鹃谈起,她的妈妈和姑姑在十多年前就是周瘦鹃编的《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热心读者,那时,她的妈妈刚从法国留学归来,读周瘦鹃的“哀情小说”,伤心地流过不少眼泪,曾写信给周瘦鹃,劝他不要再写下去了。周瘦鹃听了很感兴趣,虽然他已记不得这件事了。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爱玲方起身作别。

    当夜,周瘦鹃在灯下读起张爱玲的小说,谁知他一看便被深深吸引住了,一边看,一边击节赞赏,竟然一口气读完才放手。他所看的、写的言情小说多了,大抵是男男女女、恩恩怨怨,缠绵悱恻的哀情故事,虽然这些小说可以使少男少女为之洒泪,但这样的爱情故事基本上为他和他的朋友徐枕亚、包天笑、张恨水、张资平写得差不多了,写到了绝路,如果不另辟蹊径,纵然才华横溢也是枉然,他本人就是一例。周瘦鹃本是一位多愁善感的风流才子,年轻时爱了一个西名唤作“紫罗兰”(violet)的姑娘周吟萍,两心相许,心有灵犀,但恨紫罗兰已被许他人,失之交臂,双方抱恨终生。伊人秋水,相见无期,这种感情一直折磨着他,迫使他写出多少哀怨缠绵的作品,可谓深于情者了。然而这种作品由于局限在个人狭小的恩怨感情之内,在三十年代已被多数新文学家批评。他现在想重新振兴《紫罗兰》,非要有使人耳目一新的名篇佳作不可,这两篇小说正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虽是言情之作,但是它的内容却不是那套平庸烂熟的故事,写出了香港这个殖民地畸型社会人的畸型的情爱,写出这个繁华都市的荒凉之悲。周瘦鹃凭着直觉觉得张爱玲作品的风格很像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禁深深地喜欢这两篇小说。

    一星期后,张爱玲来问他读后的意见,周瘦鹃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爱玲,爱玲表示心悦诚服,因为她正是毛姆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又是她最喜欢的作品。周瘦鹃问她愿不愿把作品发表在《紫罗兰》里,爱玲一口应允,这样,同瘦鹃便约定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之后,再拿样本去看她。张爱玲再谢而去。当晚又赶到,热诚地邀周瘦鹃夫妇届时同去光临她一个小小茶会。

    新版的《紫罗兰》如期出版了,《沉香屑》被安排在最重要的地位。周瘦鹃在杂志编者话里高兴地向读者宣布:“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张爱玲向周瘦鹃夫妇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自己家中作客。瘦鹃夫人胡凤君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瘦鹃便独自捧着新雅别致、墨香袭人的《紫罗兰》杂志,如约到爱玲家去。

    爱玲与姑姑早已在恭候这位久慕才名的大作家的光临,周瘦鹃进来,看见她家客厅虽然不大,但异常的别致精美与整洁,爱玲身旁这位个子高挑、头发微烫、戴一副秀琅眼镜的中年女子自然是她的姑姑了。爱玲的姑姑是一个非常秀气斯文,而又落落大方的女人,读过不少书,受过西方教育,人又和蔼健谈,相比之下,爱玲却沉默寡言,只是在一旁微笑着听姑姑与周瘦鹃的谈话。姑姑向周瘦鹃说起以前和嫂嫂是如何地爱读他的言情小说,如何边读边落泪,使周瘦鹃为这两位素昧平生的红粉知己大为感动。姑姑指着客厅墙上挂着的照片,那个丰容盛鬓西洋女郎似的女人就是嫂嫂——爱玲的妈妈,可是她早已到新加坡去了,最近又到了印度。

    姑侄两人为周瘦鹃特意准备一个西式的答谢茶会,茶是奶酪红茶,摆着甜咸俱备的西式点心,还有一瓶鲜花非常精美,雅致的客厅,雅致的茶几与家俱,连茶杯与点碟也是雅致的。周瘦鹃看出爱玲与姑姑过的是西方式的生活,很有情调,与一般的中国人并不一样。主客三人坐在一起,一边品茗,一边聊文艺,谈花卉,爱玲虽不健谈,但偶尔插上几句,也很有见地。临去时,爱玲拿出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英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送给周瘦鹃,瘦鹃很感兴趣地翻看着,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张爱玲亲手绘的插图,他非常吃惊,张爱玲除中文外,英文也相当高明,不但文章佳,画笔更十分生动,不由不深深地佩服爱玲的天才。(15)

    就这样,张爱玲以她的《沉香屑》两篇小说走向了上海的文坛。而周瘦鹃则是慧人识才的伯乐,虽然,这两篇别具魅力的佳作发表在《紫罗兰》这种品味不太高的刊物上不免有点委屈。

    张爱玲像一朵罂粟花,在四十年代这个特殊的大气候与上海这个特殊的土壤中,迅速怒放,开得美丽恣肆而苍凉。

    上海本是欧美在中国的最后盘踞地,云集着东西方不同肤色的人,构成中国繁华的殖民都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入侵上海,上海成为四周被日寇包围的孤岛,只有租界的主权仍在英美手中。大量在战争中无处可躲的中国同胞,纷纷逃到上海租界来,有大批的满清的旧遗老、大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留学生,还有世界各地资本家、流氓商人,一部分逃难而来的苦力劳力与小商人,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新旧观念不同,但都接受了这个大都市的生活,构成了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畸型的繁荣与混乱,形成了特殊的文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上海沦陷,这种畸型繁荣更加剧了,日寇扶植了一个汉奸傀儡——汪精卫伪政府,作为爪牙,唬吓中国人民,为日军铁蹄下的沦陷区粉饰太平。不屑于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或逃到了重庆延安,来不及逃的人在这里韬光养晦保持民族节操。剩下的那些遗老遗少、达官贵人、买办商人、汉奸政客,在汪伪这些“文人集团”的歌舞升平中莳花弄鸟,吟诗作赋,捧优赌博,仍然在留恋着旧时的残梦。文学上的鸳鸯蝴蝶小说、黑幕小说、名流艳秘、色情武打,像流行着瘟疫的薰风,薰染着上海的文化空气,虽然春日迟迟景象,却又死靡靡的,有气无力,死一般的空气。

    张爱玲这朵罂粟花就开在这样的环境中。

    在“第一炉香”里,葛薇龙这个来自上海的女中学生,因香港战乱无处可投,去拜访了与父亲死不往来的姑姑。她的姑姑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大阔佬梁季腾的遗孀,丈夫死后,留下一大笔遗产供她挥霍享用。葛薇龙的姑姑在香港有很多的情人,外头有很多风流传说,名声不大好,可是薇龙为着能继续在香港求学,才背着父亲来拜访姑姑:薇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她姑妈梁太太把下巴颏儿一抬,眯着眼望了她一望。薇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豫琨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么?”薇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么?”

    薇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倒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薇龙赔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一天,别想我借一个钱!“被她单刀直入这么一说,薇龙到底年轻脸嫩,再也敷衍不下去了。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