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三成的回信，让秀赖躁动的心安稳了些许。但八月底秀赖正室、家康之孙女千姬诞下嫡长子，经秀保同意，德川家康得以进入大坂看望千姬，期间再次对秀赖进行劝说，使得秀赖再次犹豫起来。

    不久，秀赖为嫡子取名鹤松，这本是秀吉为其与淀姬的第一个孩子取的乳名，可惜两岁便夭折，两年后才有的秀赖。

    秀赖这么做，一是表达对兄长的哀思，告知世人自己重情重义；另一层意思，则是用秀吉起的这个乳名唤起丰臣旧臣和各地大名对丰臣宗家的同情和敬重，可见秀赖已经萌生了野心。

    此后两个月里，秀赖频繁接触宇喜多秀家、福岛正则、郡宗保和速水守久等大名，意图趁秀保前往任那犒劳驻军时起事。

    在秀保于庆长六年制定的“七司九曹十二所”制度中，宇喜多秀家以都察司司判位列三席，片桐且元以秉礼司司判位列五席，地位较高，但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七司权力已经逐渐萎缩，职能也由决策机构变成了咨询机构，近乎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因此，七司时常出现空缺，中途虽有片桐且元等人坚持维护七司的权威，但无奈大势已去，最终难有起色，特别是七司首席武卫司司判加藤清正的病逝，更是极大削弱七司的威望。至今，天下大名已经是“只知九曹，不知七司”。

    对于这种严峻形势，宇喜多秀家和片桐且元自是火上眉梢，但刚当上武卫司司判的福岛正则却踌躇不前：自己现在已经是名义上的七司之首，坐拥备中、美作两国四十五万知行，秀保可谓给足了面子，为何还要掺和其中？况且秀保对秀赖还算是尽心，此时起事，实乃师出无名。

    因此，他起初多以劝谏为主，后来见形势不对，便消极应付，虽说没有出卖秀赖等人，但也绝不会冒险赌上家名。

    这一切，看似秘密进行，却都被监曹掾、伯耆河口藩主浅井秀政及麾下目付所察觉，并立即告知秀保。秀保虽有些惊讶，但认为这不失为一个铲除反对势力的机会，于是将计就计，佯装率谱代大名及直属军势两万前往壬那演练和犒军，实则出关门海峡后，一部继续西行，自己率大部北上，在长门国即藤堂高虎封地登岸，屯驻广岛藩西侧。

    庆长二十一年（1616年）九月初九，秀赖不顾片桐且元劝说，在大坂丰国神社祭祀秀吉后愤然起事，传檄天下。因日本将九月初九定为“菊节”，因此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菊节之变”。

    按照约定，宇喜多秀家、松浦秀任、郡宗保等秀吉旧臣相继起事，宇喜多秀家是此番主力，东进攻打福岛高吉，意图打通和大坂藩的通道，进而东进京都、扫清近畿，进而与秀保谈判，东西分治日本，最不济也是将近畿收入囊中，成为独立幕府之外的势力；

    越前大圣寺藩主伊东长实、松任藩主松浦秀任、小松藩主郡宗保则是负责拖住北陆前田、浅野两藩，为秀赖和宇喜多争取时间；

    信浓安昙藩主速水守久则负责拖住甲信越的军势，石田三成和增田长盛虽然反对起兵，但也愿意在关东和九州策应，增强宣传攻势，拖延两地大名支援近畿的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