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就有人问皇上什么时候能够脱险回国——这个议员虽然很关心皇帝的行踪，但听上去他的感情很复杂，似乎并没有盼着永历天子回国的意思。听到这个问题后，刚刚还气氛热烈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这些帝国议员几年前还都是辅兵或农民，不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邓名从这些议员的脸上看到了紧张和忧虑，因为川西所有法令的开头，几乎都会有一句一模一样的说明：皇上南狩，事急从权……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当皇帝平安回国后，现行的四川律法就会被原先的大明律所取代，四川人已经获得的经济、税收、政治等权利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完全成了未知数。

    虽然个人的利益有危险，但川西的同秀才和帝国议员们本质上都是淳朴的百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敢让“皇上最好是别回来了”这样的念头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甚至在这个念头刚一露头的时候，就会拼命地责备自己，认为自己罪孽深重。

    在以往的历史上，处于邓名这个地位上的诸侯，对这种忠君爱国思想依旧是鼓励的。那些篡位者惩罚对皇帝有不忠言论的人，也不完全是因为虚伪，而是他们同样不允许这种思想遭到质疑。最后诸侯会黄袍加身，这样百姓的忠君爱国思想就得到了完美的利用。

    “我认为皇帝陛下未必能够在短期内脱险。”虽然在奉节邓名信誓旦旦地向文安之做了保证，若是川西条件许可他就会再次出兵勤王。但当帝国议员提问时，邓名就选择了另外一种回答。他很仔细地解释了占领军和杨在的权限，并推测他们不会对解救皇帝回国多么上心。如果时过境迁，占领军和杨在越来越适应他们的权势和地位，甚至可能会给皇帝回国一事制造障碍。

    即使是像刘晋戈这样对明朝天子没有太多忠诚可言的旁听官员，听邓名的分析时也有些坐立不安。因为邓名完全没有表现出对这种行为的鄙夷，没有使用任何贬义的词汇，而是站在彻底的中立立场，从川西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占领军和杨在可能的行动——这是对忠君思想的彻底否定。刘晋戈虽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已经感到了不舒服。

    当邓名告诉大家，这些协议都是他主动与占领军和杨在达成的，会场里更是静得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当时我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皇上的利益和川西帝国政府的利益到底哪一个该摆在前面的问题。我知道这些协议对皇帝陛下回国可能不是很有利，但却能保证川西帝国政府更好地拿到赔款，让帝国军人在阿瓦城下少流血，让同秀才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

    邓名的话让在座的人都有一种刺痛感，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戳进他们的肺窝里面去。邓名并没有说皇帝失德、昏庸、弃国，所以变换忠君目标并非是什么不道德的行为；而是在忠君和爱国之间权衡，不但把这两者分开了，而且毫不掩饰地用价值利益来衡量。

    “最后我选择了以帝国政府、同秀才的利益为优先。”邓名基本结束了他的报告，不过他把选择权交给了对面的议员们：“我当时身在缅甸，所以就猜测这样做才符合同秀才们的心意。诸君是川西同秀才们的代表，你们回家后问问乡邻乡亲的意见，然后表决一下。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应该花钱、流血去接回圣上，我会再次领兵出征的。”

    结束了报告后，邓名再次重申了一下院会的关系：“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帝国议会是股东的代表，而参议院是伙计。为何伙计能够否决股东的提议呢？因为和所有的商行一样，有一些事是要靠有经验的掌柜和伙计来完成的。股东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设想，而掌柜和伙计来评判这些设想的可行性——比如股东说我们高价买石头，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吧，伙计就可以进行劝阻，这也是参议院的工作——不过我们知道，这种买卖也未必就行不通。比如我们现在从缅甸买石头，然后设法卖到清廷那边去。所以当参议院否决帝国议会的提议时，应该给出明确的否决理由。当股东们坚持原来的意见，比如七成的议员赞成，而且在三次否决、劝阻后，坚持第四次通过，那就应该成为帝国的政策——只要不违宪。”

    说完了这些话后，邓名就结束了他的报告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返回衙门的路上，刘晋戈一直在琢磨着邓名的话，从中他看到了邓名对川西民心的重视：“如果帝国议会和我一条心的话，青城派那帮家伙就没辙了吧？他们已经骂老子骂了好几年了。嗯，要想让议员们高兴其实不难，多搞点移民过来，就会有很多老板支持我，不管他是哪里人。”

    特意从叙州赶来的袁象也有着差不多的印象，他决心再加一把力，让更多的新移民选择在叙州定居。看起来只要叙州的议会支持他袁某人，这个知府的位置就稳如泰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