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后世的经验，使华美可以在国家发展的诸多领域实现跨越式先行。当然要实行并落实这一系列国家管理政策，必须兼顾时代特质与成本。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和以大西洋贸易为主导思想的前期资本积累期，稳步的人口政策使华美有时间、精力和预算进行大量的前置式本土发展政策。在广袤得几乎没边的地理环境外加人口稀少的客观状况下，基于安全管理、社会高效生产的需求，高度城镇化从一开始就是华美国家发展的核心指导方向。1645年末，全国人口达到97万，未成年人达到三分之一，人口结构十分年轻，利于后期发展，其中城市人口超过80%。集中规划与前瞻性的城市基础建设会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许多细节也许并非完全适用于当前年代的城市功能需求，但从长期来讲，又避免了城市发展中后期将要面临的更大的浪费，例如城市给排水与交通系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走向了资本主义模式，并在表面上吹捧自由资本经济制度。客观而言，即便在后世，关于国家主导宏观调控与完全自由资本市场到底谁更好的争论也未有最终答案。也正是基于这种论调，华美建国初期的历届政府带着浓烈的计划经济思路规划了几乎所有城市的经济发展路线，或者说他们实在找不到自身经历以外的可操作实例。由于客观因素，华美的自由资本市场先天不足，或是说形同虚设，垄断资本成为实质，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到国家的各个层面。政府所鼓励的普通国民的投资，在产业垄断的大背景下很难得到实质性发展，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工业领域，会面临资金与技术的双重门槛。即使部分普通国民借助其他有利条件涉足其中，也会受制于投资规模和来自垄断资本的金融控制。自由资本在经济上游的竞争几乎无从谈起，但却因为国家城镇化政策使其有了一定且至少是表象的繁荣，商业贸易和城市服务业得以壮大，以配合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商品内需经济流动。工业、农业、商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比重在各地城镇均有不同，但华美建国初期为尽量节省国力而采取的“沿水沿海”的经营路线，使华美初期城镇的贸易与水上运输业获得了最优先发展机会，也直接促进了相关技术的重点发展。原始原貌的国土、超前的发展意识与俭省取巧的发展思想结合之下，总有一些比较怪异的发展特点不断涌现出来。例如华美本土的大多数城镇都拥有较为发达的水上交通手段，因为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海港或河港，但陆路交通却很滞后。一直到1642年，第一条连接联合市和波特市的宋州国道公路才完工，也是为了今后方便修建铁路而配套的前置工程。而在之前，两地的市民探亲访友只能乘坐内河班轮往返两座城镇。按照后世的计算，水上运输的成本只有常规陆地运输手段的1/10到1/40，这些或许对于大宗商品物流有利，但却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行却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即便是在首都，在罗新铁路出现之前，80%的市民都很少或者很难前往最近的城镇，陆上交通不方便是最大的原因。华美建国初期，其国内工农业经济发展基本完全针对欧洲市场。欧洲三十年战争和世界性战乱饥荒所特有的时代契机，使华美工农业商品输出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虽然商品生产效率远不能满足大西洋彼岸的需求，但至少整整一代人的劳动实践、职业技术教育与工业投资使华美已经初步实现了最初的构想，逐渐成为一个小型而精致的工业国家。饱受现代工业发展环境污染的华美掌权者们，显然十分洁癖地选择了一条自认为优雅、负责而先进的工业发展策略。从细节上讲，这种选择并非是明智的，尤其是在环保技术几乎还处于原始初创期的时代。森林、湿地与水资源保护早在1625年就有了第一部法律，华美过于超前的国内工业布局、有限的工业规模和环境保护意识，让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压力几乎忽略不计。尤其是1640年后国内部分垄断资本对许多高污染产业陆续进行了投资性转移，但这不代表华美今后的工业发展就能完全避开环境污染的麻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阶段的工业规模扩张。和实行原始资本积累的历史列强一样，工农业原料和商品倾销市场是维系华美快速发展的关键。地缘关系决定，欧洲作为大西洋彼岸的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市场是华美工业化发展历程的最大依赖对象。相较之下，虽然华美的商人和垄断资本家在中南美甚至是远东都比较活跃，但无论是原料产出、市场规模还是商品经济成熟度，以西欧为代表的近代商业圈才是华美最大的资本利益来源渠道。华美主要的中心城市都拥有大型工业区，蒸汽设备是华美国内现阶段最主要的工业动力，但在小城镇，畜力和应地制宜的水力也依然占有相当比例。电力工业则受限于技术工人的教育培养速度，基本还处于技术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