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才结一次帐。不要客气，做工辛苦，一定要去拿水喝，不然我要难过的，好吗？好吗？让我请你们。”师傅们很久很久才肯点头，他们，很木讷的那种善良人。我喜欢木匠，耶稣基督在尘世上的父亲不就是个木匠吗？

    当，学弟将我的冷气用一个活动木板包起来，在出气口打上了木头的格子架时，我知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深，而他的太太，毓秀，正忙着我的沙发。我全然的将那份“信”，完全交托给这一对夫妇。而我，也不闲着，迪化街的布行里，一次又一次的去找花布，要最乡土的。

    “那种，你们老祖母时代留下来的大花棉布，越土的越好。不，这太新了，我要更老的花色。”

    最后，就在八德路的一家布行里，跌在桌子底下翻，翻出了的确是他们最老最不卖，也不存希望再卖的乡土棉布。“小姐要这种布做什么？都不流行了。”

    我快乐的向店员女孩挤一下眼睛，说，“是个秘密，不能说的。”

    这一块又一块花色不同的棉布，跑到毓秀的手中去，一次又一次。窗帘，除了百叶之外，就用米色粗胚布。毓秀要下水才肯做，我怕她累，不肯，结果是仁定，在深夜里，替我把布放在澡缸里浸水，夫妇两个三更半夜的，把个阳台晒成了林怀民的舞台一样。

    我看见了，当一个人，信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被信任的，受到了多大的鼓励。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如此反应，而我的学弟，他就是这样。

    灯，是家里的灵魂，对于一个夜生活者来说，它绝对是的。什么心情，什么样的灯光，要求学弟在每一盏灯的开关处，一定加上调光器。

    客厅顶灯，用了一把锯掉了柄的美浓雨伞，撑开来，倒挂着。请伞铺少上一道桐油，光线透得出来。客厅大，用中伞。卧室，另一把美浓纸伞灯，极大的，小房间反过来用大伞，我，就睡在它下面。

    妈妈来看，吓了一跳，觉得太美了，又有些不放心。“伞，散，同音，不好吧？”

    “不，你看，伞字下面都是小人躲着，百子千孙的。再说，我一个人睡，跟谁去散呢？

    喂，妈妈，你要不要我百子千孙呢？“

    “乱讲！乱讲！出去不要乱讲，什么生小孩子什么的——”

    我笑倒在妈妈的肩上。我吓她：“万一我有了小孩呢？”“神经病！”“万一去了一趟欧洲回来有了个小孩呢？”我再整她。

    妈妈平静的说：“我一样欢迎你回来。”

    “好，你放心，不会有。”我大喊。

    这一回，妈妈在伞灯下擦起眼睛来了。

    这个家，一共装了二十盏灯，全不同，可是全配得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楼上楼下的。

    植物在夜间也得打灯，跑去电器行，请我的朋友电工替我做了好多盏小灯。那时候，寿美，最爱植物的，也送来了一盏夹灯，用来照的，当然又是盆景。可是我还没有盆景。盆景是生命，等人搬过来的时候一同请进来吧。

    我正由台南的一场演讲会上夜归。开车的是林蔚颖，他叫我陈姐姐。车子过了台中，我知道再往北上就是三义，那个木材之乡。

    我怯怯的问着林蔚颖：“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晚上，去三义弯一下？只要十五分钟，你肯不肯呢？”他肯了，我一直向他说谢谢、谢谢。

    店都打烊了，人没睡，透着灯火的店，我们就去打门。也说不出要什么，一看看到一组二十几张树桩做成的凳子，好好看的。那位客气的老板说：“明天再上一次亮光漆，就送出去了。”我赶紧说：“不要再亮了，就这种光度，拜托分两个给我好不好？”他肯了，我们立即搬上汽车后座怕他后悔。“那个大牛车轮，你卖给我好吗？”

    “这个不行，太古老了，是我的收藏。”

    我不说什么，站着不肯走。

    旁边一位小姐，后来知道也是姓赖的，就指着对街说：“那边有卖好多牛车轮，我带你们过去，那个人大概睡了啦！让我来叫醒他。”

    我就厚着脸皮催着她带路。

    在蒙蒙的雾色里，用手电简照来照去——我又多了两只牛车轮。加上自己早有的，三个了。他们真好，答应给运到台北来。

    那两只随车带来的树根凳子，成了进门处，给客人坐着换鞋的东西，衬极了。眼看这个家一点一点的成长，成形，我夜间梦着都在微笑。

    四十五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仁定、毓秀，交还给我新家的钥匙。木工师傅再巡一遍就要退了。我拦住两位师傅，不给他们走，拿出一支黑色水笔来，请求他们在衣柜的门上，给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算做一场辛苦工作后的纪念。

    师傅们死不肯去签名，推说字不好看。我说我要的是一份对你们的感激，字好不好看有什么重要？他们太羞了，一定不肯。不能强人所难，我有些怅然的谢了他们，道了真心诚意的再见。

    家，除了沙发、桌子、椅垫、灯光之外，架上仍是空的。学弟说：“这以后，要看你的了。你搬进来，我们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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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搬家了，真的可以搬了，我在夜晚回家去的时候，才去按了“名人世界”好几家人的门铃。

    “要走了，大后天搬。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一日为邻，终生为友，将来，你们来看看我？”

    “怎么？那么突然？”林老师金燕叫了起来。

    “不突然，只是我没说。”

    “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一定要走吗？”

    我点点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说。

    “去一个陌生的公寓多寂寞，不像我们这种大厦，开了门喊来喊去的。”林老师说。

    “是会寂寞的，我先有了心理准备。”

    “什嘛！三毛要走啦？！”走廊的门，一扇一扇开了起来。我点点头，有些疲倦的笑着。

    “我们请你吃饭！”“我们跟你帮忙！”“再多住一阵！”“我不喜欢你走！”“怎么那么突然？”

    我一直说：“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

    大家还是难过了。没有办法，连我自己。过了两个晚上，左邻、右舍、对门，全都涌到家里来。他们，一样一样的东西替我包扎，一包一包的书籍为我装箱，一次一次替我接听永远不给人安宁的电话，说——三毛不在家。

    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姐都要来帮忙，我说不必来任何一个人，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手足，他们——嗳——垦丁，纱灯，一棵樱花树，一幢天台的小楼，带着我的命运，离开了曾经说过但愿永远不要搬的房子。

    那一天，六月一日中午，一九八五年。全家的人全部出动，包括小弟才五岁的女儿天明，一边在“名人世界”，一边在育达商校的那条巷子，跟着搬家公司，一趟一趟的在烈日下穿梭。星期天，老邻居也当然过来递茶递水。我，好似置身在一个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里，在这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显出了无比的亲密和团结。我累，我忙，可是心里被这份无言的爱，扎扎实实的充满着。

    不后悔我的搬，如果不搬，永远不能体会出，有这么多人在深深的关爱着我。

    新家一片大乱，爸爸做了总指挥，他太了解我，把挂衣服和放被褥的事情派给家中的女性——妈妈、姐姐、弟妹。把书籍的包裹，打开来，一堆一堆的书放在桌上、椅上、地板上，是弟弟们流着汗做的苦工。爸爸叫我，只要指点，什么书上哪一个架。什么瓶，在什么地方，我才发觉，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才一个人的。光是老碗和土坛子就不知有多少个，也不是装泡菜的，也不是吃饭的，都成了装饰。

    腹稿事先打得好，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没有犹豫，弄到黄昏，书都上架了，这件大事一了，以后的细细碎碎，就只有自己慢慢去做了。

    那一夜，印度的大块绣巾上了墙，西班牙的盘子上了墙，早已框好的书上了墙。彩色的桌布斜铺在饭桌上；拼花的床罩平平整整的点缀了卧室。苏俄木娃娃站在大书前，以色列的铜雀、埃及的银盘、沙漠的石雕、法国的宝瓶、摩洛哥的镜子、南美的大地之母、泰国的裸女，意大利的瓷做小丑、阿拉伯的神灯、中国的木鱼、瑞典的水晶、巴西的羊皮、瑞士的牛铃、奈及利亚的鼓……全部各就各位——和谐的一片美丽世界，它们不争吵。

    照片，只放了两张，一张跟丈夫在晨雾中搭着肩一同走的挂书桌右墙。一张丈夫穿着潜水衣的单独照放在床头。而后，拿出一大串重重的褐色橄榄木十字架，在另一面空墙上挂好，叹了一口气，看看天色，什么时候外面已经阳光普照了。

    电话响了，第一次新家的电话打来的是妈妈。“妹妹，你没有睡？”她说。

    “没有，现在去花市。”我说。

    “要睡。”

    “要去花市，要水缸里有睡莲，要小楼上全是植物。”“家，不能一天造成的，去睡”

    “妈妈，人生苦短，比如朝露——。”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命令你睡觉！”

    “好。”我答应了，挂掉电话，数数皮包里的钱就去拿钥匙，穿鞋子。

    那个下午，我有了三缸莲花，满满一室青绿青绿的盆景。不行，我不能休息，地板得重擦一次，玻璃窗怎么不够明亮，屋顶花园还没有浇水，那盏唯一没有调光器的立灯得换成八十烛光的，书架上的书分类不够好……对不起你，妈妈，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