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上科举产生的是贵族，只不过这种贵族并非通过血缘产生，而是通过考试，而且无法传承给下一代。如果说在科举制度的开始贵族的色彩还不那么浓的话，但随着从宋代开始“官吏分离”这一现象的出现，具体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的由吏员和幕僚承担，而科举产生的官员则轻松的坐而论道，科举制度中的贵族色彩也愈来愈重了。哪怕一个举人、进士赋闲在家，他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参与政事，分享利益；而在职的官员甚至无法违逆地方缙绅的意志。到了明代，许多士大夫考取功名后却不愿为官，宁可留在家乡凭借自己的特权过着闲暇奢靡的生活。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一个迈入统治阶级的通行证而非选拔官员的渠道。这一阶层的力量是如此的大，以至于甚至可以超越国家——明代灭亡后，新生的满清政权承认了前朝士子们的身份，并从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官员，也正是在获得了汉人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承认后，满清才能入主中原，建立新的帝国。
但正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科举制度在明代达到自己的顶峰，也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一制度的得益者从国家获得各种各样的特权，却拒绝承担统治阶级应尽的义务。的确，相对于过去的各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是有其优越性的，这也是士大夫集团在与勋贵、宦官、外戚、宗室统治阶级内部小集团的斗争中无往不胜的原因，但这一胜利越是彻底，越是巨大，封建国家本身也越是衰弱，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已经不存在别的集团能够制衡士大夫集团，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代表皇权虽然竭尽一切努力来限制士大夫集团的无限膨胀，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刀刃总是削不到刀把的。这也是为什么满清明明在诸多制度上相对于明代是倒退的，偏偏却能达到封建国家的顶峰——作为一个异族政权，皇权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利用满蒙勋贵集团与汉族的异质性来制衡汉族士大夫集团，从而限制其特权的无限制膨胀，而当这一平衡被打破，满清的灭亡也就是倒计时了。历史就是这样，并不是简单的越是进步就越好，很多时候上前一大步，总是要后退一小步，否则就会扯到蛋。
作为来自后世的穿越者，刘成对这一现象看的更加深刻。为什么庶族地主阶层为最大获益者的科举制度能够在数百年的漫长战斗中能够击败其他制度，成为古代华夏世界的主流呢？乃至拥有强大武力的外族入侵者也必须采用其制度呢？（鄙视科举制度的元王朝就是反例，所以其不到百年便灭亡了）原因非常简单，自从唐代的庄园制度覆灭后，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东亚大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而庶族地主阶层是植根于这一经济形态的，除非入侵者能够改变这一经济形态，否则就必须寻求庶族地主阶层的支持，别无他途。这也是为何中国明清两代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只是“萌芽”的真正原因。既然庶族地主阶层在这一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下可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为什么又要做出改变呢？也许改变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却会破坏有利的社会经济模式，作为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士大夫们是明白如何取舍的。
而历史上这一模式是被近代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破的，拥有绝对武力和科技优势的西方列强同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摧毁了古老封建帝国和承载科举制度的经济土壤，迫使其做出改变。因此刘成不相信古代中国可以自己走进资本主义，原因非常简单，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完美的镶嵌在了一起，而一个完美的制度是没有必要做出改变的，从上到下都觉得维持现状便是最好。要想改变这一切唯有一个办法——借助一个外部的力量，将一切都全部打碎。
刘成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做准备，从个人来说，他并不在乎谁是皇帝，反正所有的十七世纪人都差不多。在他眼里，一个饱学鸿儒和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都一样愚昧，也许后者还好教育一些，毕竟他们脑子里还没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傲慢和偏见。穿越者的时间是宝贵的，要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上，他没有兴趣去一个个说服、教育那些顽固者，而打算使用更加简单有效的办法——砍掉那些不愿意走进新世界的脑袋，死人不会有意见的。
“来人！”刘成突然大声道。
“济农大人！”一个侍卫跪了下来。
“你去把刘元老请来！”
“是，大人！”
看了看快步离去的侍卫，刘成回到书桌旁，取出纸笔开始凭借自己的记忆写写画画起来，等到刘宗敏走进屋子的时候，刘成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属下拜见大人！”刘宗敏将手杖放到一旁，艰难的屈膝下拜行礼，刘成赶忙站起身来，笑道：“宗敏，你现在已经是元老了，在我面前无需下跪行礼了！”
“属下不敢！”从刘宗敏的脸上表情看，显然他还不是太明白“元老”这个称号的含义。刘成笑了笑，也不再解释，将方才自己花的那张简略图递了过去：“来，你看看这张图纸，能不能照着把这个机械造出来！”
刘宗敏接过图纸，仔细看了起来，虽然刘成的笔迹有些凌乱，但还是可以看出大略的结构来，只是还看不出这机械的用途。他犹豫了一会，答道：“大人，看这样子倒也不难，给我三天应该就能造出来，不过属下还不知道这机械是干什么用的，怕造出来不合您的意思。”
“那你先猜猜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