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和文官的不对付，源自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感觉甚至比当初沈默在时还要糟糕。沈默在时，恐惧也好，愤怒也罢，目标就在那里，无论对方如何遮天蔽日，自己总知道该朝谁下手。
他本以为，沈默去后，这个朝堂就是自己的天下了，且他自认为这两年，自己的手腕算得上高明，通过挑动晋党与沈党的斗争，陆树声、魏学增、唐汝辑、孙鑨等沈党大佬纷纷下马。虽然张四维、王崇古这样的晋党大佬也折在阵中，但王家屏、杨俊民、刘东星、杨一奎等一批新生力量也成长起来。而且万历还特别注意扶持非东南和山西籍的官员，已经到了不问能力，只看籍贯的地步。然而，皇帝却滋生出浓重的无力感，他发现无论自己怎样做，都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比如说今年，陆光祖丁忧，吏部没有尚书，万历打算趁机换人，明确表示希望由一位北方人接任。然而廷推上来的两人名单，是孙鑨、陶大临。
万历知道这两人与沈默的关系，怎能把天官之位他们中的一个？便令重新推举，呈上来的名单却没有丝毫改变。
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万历还是对胜利充满希望的，因为他手中还有中旨——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皇帝倒是愿意给，大臣却坚决不要。
表面上看，这是官员们的操守太高，不愿意走这种终南捷径，而是要扎根群众，获得广泛的支持才肯上任。但实际上，谁不想走捷径谁是孙子，可文官集团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升官只能靠同僚的拥护，靠皇帝下旨的人，会遭到百官的唾弃。
这一规矩可以说与沈默无关，而是在空前君主专制的压迫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文官集团，形成的一种集体的自我保护。只有用这种方式，将皇帝排除在官员的任命之外，才能保持臣权相对的独立性，使所有人的命运，不至于悬于皇帝一念之间。
但皇帝不相信，所有人都这样自觉，他认为人都是贪婪而自私的，尤其是那些长期靠边站，满腹怨气的家伙。在大臣中找了一圈，他选定了张居正的同乡李幼滋，这位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已经在侍郎位上十几年难有寸进。在皇帝看来，肯定难以抗拒这天上掉下大印。于是直接用中旨委任了李幼滋为天官，谁知李幼滋面对汹汹舆论，压根不敢接旨。他在奏疏中言道；‘廷推乃祖宗成例，贤士众望所归。今皇上无视众议，以中旨指定微臣，实乃与群臣怄气，非圣君所为。’明确表示，中旨授予的官衔，我是不会当的，而且不是很含蓄的指出了万历的图谋……就是想破此成例，绕开廷推，将人事大权上收。
万历老羞成怒，朕出口就是成宪，岂是你能推三阻四的？于是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申斥，说你不接旨就是抗旨，抗旨该当何罪，自己掂量着办吧？李幼滋也是杠上了，一天一本的上辞呈，皇帝全部留中不发。一个月后，始终得不到答复的李幼滋，竟然直接挂冠而去。
万历终于信了邪，只好命令再次举行廷推，然而大臣们却不买账，他们声称廷推合法有效，皇帝应该从两个人选中选一个，双方各执一端，都死咬着不松口。结果陆光祖已经离任半年，天官之位还是空悬，部务由左侍郎王锡爵掌管。
又岂止是吏部尚书的人选？七月里，吕调阳去世，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当他看到大臣们推举的名单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名单上的两个名字，分别是陶大临和孙鑨。
这些满口忠君的大臣，明知道为吏部尚书的人选，皇帝已经气得七窍生烟，竟然还要推荐这两人，明摆着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他再次将任命搁置，反正内阁六个人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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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想不明白，沈默明明打倒了，他在军政两方面的党羽也剪除了大半，剩下的也偃旗息鼓，芶延残喘。为什么自己还是感到窒息般的无力呢？
答案就在尚未远去的历史中，他虽然熟读列祖实录，但并不能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坐在列祖所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权力，已经和他的前代不同了。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视为金科玉律，为臣子们不折不扣的执行，甚至将其言行奉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认定的，任何超出认定范围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无道之举，会遭到文官们的集体抵触。
这种变化尽管在形式上保持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核心。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早就从皇帝手中接过了实际的权力，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者。
每个官员的产生，都要经过十多年悬梁刺股的苦读，然后经历最严酷的层层选拔……不要听信那些科场失意者对科举的抨击，那都是因为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这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当上官之后，还是不能松懈，除了定期的考察，平时稍有不慎，还会招致言官的弹劾，弄不好就前途尽丧，就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还得做出成绩，才能一级级往上爬。沈默的爬升速度已经是极限了，也用了将近二十年，才有资格站在皇帝面前。
绝大多数人立不了那么多大功劳，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