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赖雅病逝。张爱玲又成了孤伶伶的一人，从此只有reyher这个姓氏伴她度过孤独的后半生①。

    张爱玲移居美国之后，可写的东西已很少了，不过，有赖雅陪伴在一起，即使是后来赖雅瘫在病床上，张爱玲也多少有点归依感，有一种“家”的感觉。可是自赖雅去世后，这一点点可聊以慰藉的感觉也没有了。本来她对人生已没有年轻时的奢望，对爱也没有以前的热情，但赖雅的死对她仍是不小的打击，失去生活中可依存的最后东西，她完全是举目无亲了，张爱玲这时只有四十六岁，但已进入了晚年的心态。这种心态最明显的表现是创作**的锐减。她不再写小说了。

    在这个西方人的天下里，也根本没有她的位置，她没有林语堂在美国那样高的声誉，她的中国式情调趣味难以被美国人理解，西方没有她小说的市场。《怨女》的英文版“the rouge of themorth”几经周折1966在英国出版后，连她向来比较熟悉胃口的英国人，也很少有人注意这部小说，偶有一位书评者写评论文章，也是多加指责，说她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银娣这个人物，简直令人“作呕”②。在美国，她的一部英文小说（或许是《半生缘》的英文版），她兜来兜去一直找不到买主，外国人一看小说中搅不清的“三字经”式人名，就拒绝了，她心灰意懒，才打算把它以中文本向港台出版③。

    赖雅的死和她在西方遭受的种种冷遇，使张爱玲断绝了小说的情缘，放下了天生写小说的彩笔，以前那个五光十色绚烂多姿的张爱玲逐渐黯淡无光，闭门不出，独守空房，品尝这既心酸又自在的孤独况味。

    她是喜欢孤独的。“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

    孤独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到达这种境界的人不多。张爱玲做到了这一点。

    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在她的感情世界里，似乎缺少些什么——缺少知己。正像美国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的那支歌中所说的“人——需要人的人”一样，张爱玲也需要“人”，需要二三知己，可以多少得到一点心灵上的安慰。但是在这热闹繁华的美国都市中，她却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更不要说贴心知己。她的感情已经冻结了，心扉紧锁，闭门不出。

    人生真难，隐居亦不易，千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大隐士陶渊明也不得不为填饱饥腹而谋生，张爱玲自然也需要衣食。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索居独处她不怕，但为了生活她还不得不出去做些事，以维持生命的延续。1967年她获得哈佛大学雷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奖金，离开波士顿到附近的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即剑桥，cambridge）作过一段时间的驻校作家，专心翻译《海上花列传》一书。两年后，经夏志清介绍又移居美国西海岸的柏克莱，进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④从哈佛到柏克莱，她这个中华的流浪儿，像离根的秋叶，在美国的天地间飘飞，由东到西，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她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但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令自己高兴的所在，那就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柏克莱加大的东亚图书资料库，在这里给她精神暂时的安稳，使她忘却外界。

    雷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是哈佛大学两大学院之一，它是美国最著名的女子学院，1894年并入哈佛大学，与只招男生的哈佛学院是姊妹学校，在各方面不相上下，不过只收女生，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哈佛大学这个出过6位美国总统，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第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