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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见胡适之(2/2)



    “我会用心努力去做的。”胡适的谈话增强了她的自信心。

    “你怎么会对这两部作品感兴趣呢?”胡适笑着问她。

    她说:“反正从小就喜欢。《海上花》似乎是父亲看了您的序文后买来的亚东版。《醒世姻缘》是后来我读了您的《考证》后破例向父亲要了四块钱买的。”

    胡适很惊讶地笑道:“你记得这么清楚?”

    张爱玲不禁也笑了,说:“我还记得买回来后,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先给他一两本,我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你的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前几年我去香港读书,正遇着港战,当了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就埋着头看起来,一连看了几天抬不起头来。那时图书馆房顶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的目标,炸弹一颗颗轰然地落下来,越落越近,我还在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胡适听了张爱玲的这两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番谈话后,张爱玲觉得胡适真是和蔼可亲的老人,像一个年长的慈父一般,对后辈这么关怀。她也感觉到晚年在美国作寓公的胡适似乎很落寞。

    后来,她又一次去看望胡适。她参观了胡适的书房,这位大学者的书房里沿墙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橱,全是一叠叠夹着许多零乱纸片的文件夹,显然都是胡适做的札记,她觉得他的书房有一种铺天盖地的压力,看着就觉得心悸。

    胡适仍是非常和蔼热情。在他面前,张爱玲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也许是从小就崇拜这位学者的缘故吧,跟胡适谈话,觉得如对神明,话也不敢多说,口将言而嗫嚅,她感到更拘谨。

    胡适和她随意地漫谈,不知怎么说起大陆来,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深有同感,她自从三十年代起看书对左派就有本能的反感,开始写东西时,她就一直站在政治潮流的外面。她的《秧歌》、《赤地之恋》所表达的内容与胡适的思想可以说不谋而合。她顿了一顿,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处说起,接不上话茬。胡适脸一沉换了个话题。

    胡适告诉她:“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里书很多。”张爱玲笑了笑,虽然她也到过市立图书馆,但又不好意思地想自己从来没进过大图书馆,没有到大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话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

    “说起来,我与你两家还算是世交呢!”胡适接着说:“我的父亲与你祖父认识,你祖父还帮过我父亲一个忙呢!”又说:“前几天还在书摊上看到你祖父的全集,只是没有买。”张爱玲很惭愧,虽然知道自己的祖父是张佩纶,但也只是知道祖父与李鸿章的小姐之间的婚事而已。适之先生的父亲是谁,她祖父帮过他父亲什么忙,家里的人从不跟她提祖父的事,她也一概不知。她翻过祖父的《涧于集》,但满纸的典故、人名、家常书信,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没有看出什么幕后的事情。她只好点点头:“嗯,是么?”实在只有听说话的资格。

    胡适谈起他正在为美国《外交》杂志写一篇文章,张爱玲觉得可以找几句恭维的话了。但胡适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们这里都要改的”。

    张爱玲听罢有点难过,像胡适之先生的文章谁有资格改呢?她感觉到这位长者内心的一份失落。但她又能说什么呢?炎樱见过胡适后,四处打听,问人知不知道中国胡适这个人,回来对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这样一个中国新文化的奠基人在西方竟不被人所知,还不如林语堂,张爱玲的悲哀袭上心头。

    这一年11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四,照例是美国的盛大节日感恩节。张爱玲与炎樱一起,到一个美国朋友家去吃饭,非常热闹,像中国的过年似的暖融融的,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谈,一顿烤鸭吃到天黑。从好客的主人家出来,两人在整洁而又冷清的街道上踱着,好像在当年上海的灰色街道上散步一样,一边走着,四顾街上的霓虹灯,各种明亮好看的橱窗,一边说着笑着。

    张爱玲想起了上海的日子,但手挽着炎樱,她感觉很踏实,有这么知心的朋友,也就不大想故乡了。她们就这样在外面疯逛了一回,才回家去。

    回到宿舍,张爱玲便伤风感冒,呕吐不止。恰在此时,胡适来了电话,原来是怕她一人节日里寂寞,邀她去吃中国馆子。她很感动,抱歉地告诉说她病了,胡适约好隔天来看她。

    胡适果然如约而至,到这个杂乱无章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了。人在他乡,有这么一个长辈关心她,她心里歉然而又温暖,感动得说不出什么话。

    两人坐在偌大的公用客厅中,找着话题来说,一递一句地聊着。虽然感激,但她总像是有话说不出来,便一阵沉默,沉默也是一种交谈,无言的交谈与默契。

    胡适要告辞了,她送他到门口,两人站在台阶上再说一阵子话,好像话还没说完,但开口谈几句,又是沉默,她送适之先生,最后再看看那个慈父般长者的背影: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臂,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张爱玲把这一刹那的感情写得如此动人。她感到了晚年胡适之的落寞的心境,她自己内心涌出从未有过的悲凉,人生苦短,客中送客,这种漂泊的人生更何以堪。

    然而,她没有料到,这竟是她见胡适的最后一面。

    次年2月,张爱玲离开了纽约,搬到美国最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去,便无法与胡适来往联系了。两年后,她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一个半年期的名额。该基金会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艺文作场,专门接待文艺家。地点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海边山谷里。按规定入基金会须有人作保而且至少需要七个人,张爱玲便写信给胡适。

    胡适很爽快地答应了。也就在这时,台湾来函邀请胡适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知道见到张爱玲的机会不多了,还是慷慨地为她担了保,并且把张爱玲送给他的《秧歌》寄还一本给她。扉页上,有胡适的题辞,里面有他对本书的圈点,行间页眉的空白处用细密的蝇头小楷批注,他把书给张爱玲,作为两人真挚友谊的留念。

    捧着这本书,看着这密密的圈点批注,张爱玲感觉得很重,重得她负荷不起。她回信表示感谢,可是这满腔的感动感激之情简直无法表达,她这时才第一次感到自己以前那么绚丽的彩笔现在又是何等的生涩,写出来是干巴巴的语言,一点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无奈还是把这干巴巴的信寄了去。

    1958年4月,胡适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了。张爱玲时时刻刻地挂念着这位长辈,从报纸上寻找胡适之先生的消息。

    1962年2月报纸上传来噩耗:胡适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张爱玲悲痛难忍,几年后把她的感情寄托在一篇深沉悲凉的散文《忆胡适之》里,向他致以最心痛的祭奠。

    她没有忘记自己对胡适说过的志愿,也没有忘记胡适对自己的希望与勉励,因此像还债一样,把《海上花》这一部吴语方言小说译成英语和国语,每提起笔来,就会想到胡适先生不在了,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敢朝上面想。

    注释:

    ①林以亮辑《张爱玲语录》。

    ②这一节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林以亮《私语张爱玲》。

    ③见《笑声泪痕》(香港龙门书局)附录:陈影“关于《恋之悲歌》”。

    又张爱玲《关于<笑声泪痕>》已详细辩驳。

    ④张爱玲《忆胡适之》。这一节除注明出处外,引自该文。

    ⑤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