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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用心努力去做的。”胡适的谈话增强了她的自信心。

    “你怎么会对这两部作品感兴趣呢？”胡适笑着问她。

    她说：“反正从小就喜欢。《海上花》似乎是父亲看了您的序文后买来的亚东版。《醒世姻缘》是后来我读了您的《考证》后破例向父亲要了四块钱买的。”

    胡适很惊讶地笑道：“你记得这么清楚？”

    张爱玲不禁也笑了，说：“我还记得买回来后，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先给他一两本，我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你的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前几年我去香港读书，正遇着港战，当了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就埋着头看起来，一连看了几天抬不起头来。那时图书馆房顶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的目标，炸弹一颗颗轰然地落下来，越落越近，我还在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胡适听了张爱玲的这两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番谈话后，张爱玲觉得胡适真是和蔼可亲的老人，像一个年长的慈父一般，对后辈这么关怀。她也感觉到晚年在美国作寓公的胡适似乎很落寞。

    后来，她又一次去看望胡适。她参观了胡适的书房，这位大学者的书房里沿墙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橱，全是一叠叠夹着许多零乱纸片的文件夹，显然都是胡适做的札记，她觉得他的书房有一种铺天盖地的压力，看着就觉得心悸。

    胡适仍是非常和蔼热情。在他面前，张爱玲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也许是从小就崇拜这位学者的缘故吧，跟胡适谈话，觉得如对神明，话也不敢多说，口将言而嗫嚅，她感到更拘谨。

    胡适和她随意地漫谈，不知怎么说起大陆来，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深有同感，她自从三十年代起看书对左派就有本能的反感，开始写东西时，她就一直站在政治潮流的外面。她的《秧歌》、《赤地之恋》所表达的内容与胡适的思想可以说不谋而合。她顿了一顿，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处说起，接不上话茬。胡适脸一沉换了个话题。

    胡适告诉她：“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里书很多。”张爱玲笑了笑，虽然她也到过市立图书馆，但又不好意思地想自己从来没进过大图书馆，没有到大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话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

    “说起来，我与你两家还算是世交呢！”胡适接着说：“我的父亲与你祖父认识，你祖父还帮过我父亲一个忙呢！”又说：“前几天还在书摊上看到你祖父的全集，只是没有买。”张爱玲很惭愧，虽然知道自己的祖父是张佩纶，但也只是知道祖父与李鸿章的小姐之间的婚事而已。适之先生的父亲是谁，她祖父帮过他父亲什么忙，家里的人从不跟她提祖父的事，她也一概不知。她翻过祖父的《涧于集》，但满纸的典故、人名、家常书信，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没有看出什么幕后的事情。她只好点点头：“嗯，是么？”实在只有听说话的资格。

    胡适谈起他正在为美国《外交》杂志写一篇文章，张爱玲觉得可以找几句恭维的话了。但胡适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们这里都要改的”。

    张爱玲听罢有点难过，像胡适之先生的文章谁有资格改呢？她感觉到这位长者内心的一份失落。但她又能说什么呢？炎樱见过胡适后，四处打听，问人知不知道中国胡适这个人，回来对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这样一个中国新文化的奠基人在西方竟不被人所知，还不如林语堂，张爱玲的悲哀袭上心头。

    这一年11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四，照例是美国的盛大节日感恩节。张爱玲与炎樱一起，到一个美国朋友家去吃饭，非常热闹，像中国的过年似的暖融融的，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谈，一顿烤鸭吃到天黑。从好客的主人家出来，两人在整洁而又冷清的街道上踱着，好像在当年上海的灰色街道上散步一样，一边走着，四顾街上的霓虹灯，各种明亮好看的橱窗，一边说着笑着。

    张爱玲想起了上海的日子，但手挽着炎樱，她感觉很踏实，有这么知心的朋友，也就不大想故乡了。她们就这样在外面疯逛了一回，才回家去。

    回到宿舍，张爱玲便伤风感冒，呕吐不止。恰在此时，胡适来了电话，原来是怕她一人节日里寂寞，邀她去吃中国馆子。她很感动，抱歉地告诉说她病了，胡适约好隔天来看她。

    胡适果然如约而至，到这个杂乱无章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了。人在他乡，有这么一个长辈关心她，她心里歉然而又温暖，感动得说不出什么话。

    两人坐在偌大的公用客厅中，找着话题来说，一递一句地聊着。虽然感激，但她总像是有话说不出来，便一阵沉默，沉默也是一种交谈，无言的交谈与默契。

    胡适要告辞了，她送他到门口，两人站在台阶上再说一阵子话，好像话还没说完，但开口谈几句，又是沉默，她送适之先生，最后再看看那个慈父般长者的背影：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臂，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张爱玲把这一刹那的感情写得如此动人。她感到了晚年胡适之的落寞的心境，她自己内心涌出从未有过的悲凉，人生苦短，客中送客，这种漂泊的人生更何以堪。

    然而，她没有料到，这竟是她见胡适的最后一面。

    次年2月，张爱玲离开了纽约，搬到美国最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去，便无法与胡适来往联系了。两年后，她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一个半年期的名额。该基金会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艺文作场，专门接待文艺家。地点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海边山谷里。按规定入基金会须有人作保而且至少需要七个人，张爱玲便写信给胡适。

    胡适很爽快地答应了。也就在这时，台湾来函邀请胡适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知道见到张爱玲的机会不多了，还是慷慨地为她担了保，并且把张爱玲送给他的《秧歌》寄还一本给她。扉页上，有胡适的题辞，里面有他对本书的圈点，行间页眉的空白处用细密的蝇头小楷批注，他把书给张爱玲，作为两人真挚友谊的留念。

    捧着这本书，看着这密密的圈点批注，张爱玲感觉得很重，重得她负荷不起。她回信表示感谢，可是这满腔的感动感激之情简直无法表达，她这时才第一次感到自己以前那么绚丽的彩笔现在又是何等的生涩，写出来是干巴巴的语言，一点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无奈还是把这干巴巴的信寄了去。

    1958年4月，胡适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了。张爱玲时时刻刻地挂念着这位长辈，从报纸上寻找胡适之先生的消息。

    1962年2月报纸上传来噩耗：胡适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张爱玲悲痛难忍，几年后把她的感情寄托在一篇深沉悲凉的散文《忆胡适之》里，向他致以最心痛的祭奠。

    她没有忘记自己对胡适说过的志愿，也没有忘记胡适对自己的希望与勉励，因此像还债一样，把《海上花》这一部吴语方言小说译成英语和国语，每提起笔来，就会想到胡适先生不在了，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敢朝上面想。

    注释：

    ①林以亮辑《张爱玲语录》。

    ②这一节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林以亮《私语张爱玲》。

    ③见《笑声泪痕》（香港龙门书局）附录：陈影“关于《恋之悲歌》”。

    又张爱玲《关于<笑声泪痕>》已详细辩驳。

    ④张爱玲《忆胡适之》。这一节除注明出处外，引自该文。

    ⑤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