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无形的压力。那时候左翼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是张爱玲觉得社会舆论又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左派文学“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众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就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①她说这是男人的习惯，也可以叫“男人病”，自己是一个女人，不爱犯这毛病，所以她能不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在那个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在沦陷区一隅写她自己独具一格的家庭伦理悲剧小说。那个沦陷区特殊的氛围成全了她的声誉，在沦陷区这个国共都管不到的空档内，她可以谈性论食写那些灰暗的小市民生活。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们的精神空前地高涨，再写以前那种家庭悲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或许还会招来别人的批评指责，前几年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了。

    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最擅长的题材，自己还能写什么呢？在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未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②。她的头脑里是没有“无产阶级”这一类政治概念的，即使有一点糊涂的理解，那大概就是指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便是这些“穷光蛋”“革”有产阶级的“命”之类的理解。而且这一点可怜的知识，还是胡兰成教给她的。胡兰成写的《张爱玲与左派》说：“革命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

    张爱玲仍然是茫然，尽管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着她，她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与新的希望，感觉到解放并不是她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怖，但她仍走不出内心的困惑，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似乎是一种“又可怕又兴奋的刺激”。

    她是“天生写小说”的职业作家，对写小说有一种难言的嗜好，所以经过了一年的沉寂后，她又重新提起了笔。

    那时她的文学朋友都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桑弧还兴致勃勃与她切磋，自编自导了《哀乐中年》，搬上了银幕，全国解放后，桑弧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拍了鲁迅的《祝福》等片。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组织办起上海多种报纸。7月，与她两度亲密合作的出版人龚之方与唐大郎，又兴兴头头地办了一张通俗性的小报《亦报》。《亦报》还是《大家》的旧人，与张爱玲有着旧交情，这时又来催她写稿，张爱玲被这些朋友的热情感动，答应重新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