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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英文写作的“青年天才”(2/2)

》,评的是影片《新生》和《渔家女》;十二月号上发表学术随笔《妖魔与神仙》,评论中国的宗教。③她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又改写成中文,收在集子里的有《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中国人的宗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1941年12月进入上海租界,原来“孤岛”时期的电影界被日寇控制,次年十二家电影公司合并成“中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沦陷期间共拍的80多部影片大都湮没无闻,成为电影史的空档。张爱玲的影评有一定参考价值。

    1942年,张爱玲看了轰动一时的两部电影《梅娘曲》和《桃李争春》。

    前者由严俊、王熙春主演,后者系根据美国电影《情谎记》改编,由陈云裳、白光主演,李萍情导演。

    这两部影片都涉及到“妇德”问题。《梅娘曲》里丈夫寻花问柳,到“台基”上去玩弄人家的女人。把他的妻子梅娘一人撇在家中,一个坏蛋骗她说自己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邀她去任校长之职,这个有点知识想做一点事业的女人信以为真,就去了。坏蛋把她引诱到不名誉的“台基”上,恰巧,她的丈夫又来玩弄“人家人”了。夫妻双方打了个照面,丈夫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话辩解的余地,就被丈夫休掉了。《桃李争春》虽然是根据美国电影改编的,可是这题材却贴近中国人的心理。丈夫在醉后**的诱惑之下与情人发生关系,情妇怀孕了,他的贤妻为了“传宗接代”的那点骨血,含辛茹苦地照顾丈夫情妇肚子里的孩子,极力阻止那个女人打胎。

    这两部电影可以说写的都是东方女子的心理与命运,张爱玲在《借银灯》这篇评论中说: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梅娘曲》写“艳窟”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自己行为辨护——引者)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

    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

    很难使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

    中国人用不着逻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女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剧作者对这么一个可以深刻挖掘的社会题材轻易地放弃了,只把它看成一个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未免可惜。《桃李争春》的风格虽然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地、和平地相互拥抱入睡的那一幕。但是: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有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惜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张爱玲眼界很高,从剧中的立意,到演员的演出对这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做了入木三分的,而又是忠肯的批评。

    《中国的家庭教育》(chinda:education of the family),张爱玲后来将之改写成中文,名为《银宫就学记》,它评的是黄河、王丹凤主演的影片《新生》和周璇、顾也鲁主演的《渔家女》。

    《新生》写一个男大学生拿着父母给他读书的钱挥霍到胡乱应酬与女人身上,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单纯的女大学生。这位女学生和男主角交朋友纯粹为了学习上的交流知识,当他想进一步发展时,被她拒绝了。这位女大学生毕业后到内地教书,成为一个美丽能干的教务主任。男主角受其影响回心向善,加入了开发边疆的旅行团,垦荒去了。张爱玲肯定了电影的主题“农村的纯洁为都市的罪恶玷污”的意义,也肯定主人公“自新”的表现。但主人公“他做这件事,并没有预先考虑过,光是一时的冲动,诗意的憧憬,近于逃避主义。如果他在此地犯了罪,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一个身强力壮,具有相当知识的年青人竟会无事可做么?一定要叫他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是很不合实际的建议。”“《新生》另提出了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自己的孩子入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在这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可是他所攻击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有传染性的环境。”

    电影《渔家女》写一个教西洋美术的画家,爱上一个没有文化的渔家姑娘,便教她学习,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说她配不上他。美术家激动他说,“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可是,虽然他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梭式的景仰,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教她识字。因此,美术家与父亲闹翻,出来谋求独立,穷困潦倒,一位阔小姐加以援手,随后这位阔小姐便诡计多端地破坏他与渔家女的感情。在最后的一刹那,那个收买灵魂的女人终于天良发现,一对恋人遂得团圆。这是一个风格甜净的轻喜剧,张爱玲用她那又幽默又尖刻的笔调嘲讽这位美术家,也挖苦了中国历代文人: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

    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现在情形不同了,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毕竟一时很难更改,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

    ……“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的先生的享受。

    张爱玲对这个大团圆喜剧的结局也深为怀疑: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

    张爱玲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对中国人的心理的剖析表现出罕见的犀利。

    她对中国的文化也有独到的见解。她像林语堂那样能用英文写的学术随笔,也同样地轻松可喜。驾驭“中国的宗教”这样一个大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爱玲站在中国宗教的大门口,以一个天真少女的眼光往里“张看”,看出了许多新奇的东西。

    林语堂那种用英文向洋人宣扬中国文化,用中文向国人宣传外国文化,沟通东西,享誉中外,是张爱玲这种中英文俱佳者的理想事业。张爱玲的幽默才智也不在林语堂之下,两人还有相而是凭悟性做宏观的鸟瞰,不是写艰深的论文,而是漫谈性的学术随笔,张爱玲这篇《中国人的宗教》可以说是带有林语堂的风格的作品。

    《中国人的宗教》开头说:“这篇东西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的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严格地说它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对中国宗教的随想漫谈,张爱玲也不能算作像钱钟书那样深入中国文化堂奥的学问家,也没有林语堂博学,而是在中国文化之外“隔着适当距离”的审视,不过以一个智慧的女性的心理娓娓道来,常常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妙悟。

    她说中国人与西方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在中国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再往前想了。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嘴,荒淫——对于欧洲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

    她说中国人的地狱: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不像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恶人在里面受罪的,我们的地府是比较空气流通的地方。“阴间”理该永远是黄昏,但有时也像个极其正常的都市,游客兴趣的集中点是那十八层地窖的监牢。生魂出窍,漂流到地狱里去,遇见过世的亲戚朋友,领他们到处观光,是常有的事。

    鬼的形态,有许多不同的传说,比较学院派的理论,说鬼不过是一口气不散,是气体;以此为根据,就判定看上去是个灰或黑色的剪影,禁不起风吹,随着时间的进展渐渐消磨掉,所以“新鬼大,旧鬼小”。但是群众的理想总偏于照相式,因此一般的鬼现形起来总与死者一模一样。

    她看到中国人出于孝心对父母的棺材非常重视,做得非常考究,但在棺材头上却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婵》,出殡哭丧时却吹打着音乐《苏三不要哭》,不和谐得有点滑稽。

    中国人自己的宗教——道教的天堂,“实行极端的分工制,有文人的神,武人的神,财神,寿星。地上每一个城有城隍,每一个村有土地,每一家有两个门神,一个灶神,每一个湖与河有个龙王。此外还有无职业的散仙。”

    虽然天上的仙人们“较可羡慕,他们过的是名士派的生活,林语堂所提倡的各项小愉快,应有尽有”,但这些比起地狱来,却显得苍白无光。“中国人的天堂其实是多余的。对于大多数人,地狱是够好的了。”

    中国人对道教、佛教或是基督教,什么教都可以接受,都不排斥,只不过“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大相信”,对无原则的中国人来说,什么教都相信一点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张爱玲在最后说: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是谎话,也无伤,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无亲,那就要吃亏了。

    在张爱玲看来,中国人说来说去,没有坚定的信仰,坚实的生活,有的只是人生的空虚感与怀疑感,因此中国的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一切对于人生的观察都笼统地指向虚无。

    中国人不信教,但相信行为,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也不敢朝这方面想,只注重眼前的热闹。一个相同的故事,由京戏,到昆曲,到绍兴戏,话剧,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地咀嚼,一遍又一遍。

    张爱玲对中国文化虽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根本上是悲观的,她也没能摆脱中国人的空虚与怀疑。正像她说:多数的年青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⑨抽象的爱是不存在的,她愿意像“一个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这样才有靠得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