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人，是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inno-
vation
theory），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越数年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现在的中译本，据此英译本译出。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迨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私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
－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成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１）引进新产品；（２）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３）开辟新市场；（４）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５）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但却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我们知道，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熊彼特却完全歪曲了资本的实质，掩盖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大要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这里，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利润”，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超额利润”。但即使是这种利润，也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企业资本家的一种剥削收入，而不是什么“应得的合理报酬”。利息是从“企业家利润”中支付的，不言而喻也是一种剥削收入。
（三）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in
groups or
swarms，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久暂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经济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我们又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经济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３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５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经济周期理论》的雏形。
鉴于熊彼特的两大卷《经济周期理论》一书篇幅浩繁，一时在我国恐怕还难以有中译本出现，同时，为了补充本书第六章对经济周期分析之不足，我们决定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