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原型细节。用来说明康熙和雍正朝的仪仗使用的伞都是直柄的，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是曲柄的。他从这种真实的原型细节，证明《红楼梦》第十八回以后是写的乾隆年间的事情，从这来看，在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中的形态是不同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与“虚构”、“想象”之间存在着关系，原型细节不存在着“虚构”、“想象”，是真实可考的。因而，区分“生活原型”的类别，是研究它们在小说中的形态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认识文学作品艺术真实如何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之一。

    其三，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要“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象，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创作经验，写生命，写个性是文学的根本所在。于是他在不经意中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理性课题：原型材料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而赋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础”是什么？

    刘心武讲这段话的时候，也许并不像我们作深入的思考，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这样。但正是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触及到了学术界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三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都沿着一条传统的思维模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就很难进入到一个理论的层面，从学术思维、学术方法上深入探寻尚待开垦的理论荒原。灯不拨不明，理不辨不清。对话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的理性认识，去辨识那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让红学健康地发展。“刘心武现象”给学术界带来的冲击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回顾百年红学的风云，虽不能尽收眼底，但有两次方法论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是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争。胡适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发现了甲戌本《红楼梦》，并批判和廓清了索隐派的“猜笨谜”。因此，刘梦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②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大讨论。尽管它的学术层面被政治运动的烟尘遮盖了，出现不该发生的悲剧，给后世留下了伤痛和遗憾，但对整个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震撼之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学术发展史所证实，每一次学术的大发展都是先从方法论上打开缺口。为此，我们就“原型”这一研究方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