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的，但这样写太容易酿成文字狱了，不得不按脂砚斋的意见大删大改”。

    像如此重要的情节，刘心武先生只用“我以为”便立论了，正像孙玉明先生所指出的“‘想当然尔’，存在于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立论与求证的诸多环节之中。‘他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学者和小说家还是有一条严格的分界的：揭秘《红楼梦》和百家讲坛让刘心武从一个小说家变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学者与小说家遵循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需要虚构、夸张、想象，而后者则需要实事求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刘心武提出的‘学术小说’的口号，对于小说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对于学术是不是有些不严肃了呢？” ③孙玉明先生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同时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刘心武作为一个著名的小说家，他明知《红楼梦》文本没有这样的根据，那么他为何“想当然尔”呢？是分不清什么是创作和学术的界限，显然不是这么简单。看来我们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应当思考双方对话是否在一个平台上？言语是否在一个范畴内？ 否则争论来，争论去，往往形成各说各有理，各唱各的调。

    我从一位从事探佚学研究的学者的文章，受到了启发。梁归智先生说：“探佚学把‘续书’的创造性工作交给每一个认同探佚的读者，实在是探佚学的最佳命运和最具神韵之处。探佚学因此获得了不竭的生命力与永恒的青春。当然不能因此降低对具体探佚时的‘科学性’要求，也就是要注意探佚的限度。但最耐人寻味的是，探佚学激发了每一个认同探佚读者的阅读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他们的文化积累、艺术想象和思辩思考，使《红楼梦》成为一个阅读的‘空筐结构’，从而拓展了阅读的空间，这正是一种极富有能动性创造性的阅读，也从一个方面增加了《红楼梦》的意义和魅力。”④

    说明白些，探佚空间要有创造性，要在《红楼梦》阅读“空筐结构”中拓展。如此说来，探佚是二度创作。探佚学与文学创作趋于合流，已成为当代新索隐派的一个特征。当然刘心武先生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加之小说家创作的优势，一下子就成为新时期新索隐派的的代表人物，推出了“秦学”，推出故事新编中秦可卿、贾珍、贾元春等一系列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