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易手,刘辟、段子璋等人被斩或被擒,以及黄琦、柏茂琳一路的降伏。
这一连串惊人的变故,让那些原本附从于刘辟的川中官员彻底失去了希望。
不过,幸好在开战之初,代宗的讨逆诏书上便已言明——除刘辟、段子璋等十余首恶者,其余附逆之人只要及时幡然悔悟,便可不究其罪责。
而且韩澄、柏贞节也联名书告川中数十万百姓,表示了与天子御诏同样的意思。
有了这双重保证,这些官员便有了生了希望,虽然心中依然忐忑,但最终还是相继选择了请罪归降。
至杨错抵达成都十天时,多半的郡县官吏皆已上书表示了弃逆归附之意。
战事大局基本已定后,确立何人为西川之主,日后西川的治政方向,如何处理西川与朝廷的关系,以及最为实际的问题——原先被刘辟、段子璋把持的军政权力,如何进行分配?
这一系列问题,相继地摆在了众人面前。
围绕这些问题,成都城中暗流激涌。
在这十天的时间里,川中文武已经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议事,都是在商议讨论西川的未来。
从第一次议事开始,一众川中官员就呈现出明显的对立倾向。
不出所料,牛敞是竭力反对朝廷入主西川,他力主由高适年仅十岁的幼子高侃承继父志,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主掌川中军政大权。
不得不承认,牛敞所找的理由很有技巧性——子承父业,本就是人之常情,又有张献诚父子的例子在前,这样的建议确实能够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
但若仔细一想,年仅十岁的高侃至少还得有六年才能及冠,目下根本还无法履行一地节度使的职责。
而且,从我这些日的观察来看。高侃地资质相当平庸,去年以来家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剧变,更给这个少年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地阴影。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怯弱畏人。
如此一来,若是由高侃接任西川节度使位,川中的实际权力势必将旁落到那些辅臣手中。
牛敞这一手,既可以冠冕堂皇地将朝廷排除在西川之外,又能够为自己攫取权力营造出机会。
他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利用川人的保守排外心理,试图挑惹起川中文武对朝廷的排斥情绪。
不过,他显然忘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更浅显些说,也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与唐军已有良好关系的武将派不说,就以西川的士人而言,他们或许保守排外。
但却不缺乏省时度势的眼光和头脑。
朝廷需要击败史朝义,是为了完成社稷一统,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出现一个“独立王国”般地西川存在。
而从根本上说,一切的乱源是从玄宗幸蜀,给了蜀地带来了财富和独特的地位。
是时候拨乱反正了。
以天下的人力、物力,讨平区区一个西川可以说是轻松之极。
能看到这一点的川中士人不在少数,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自然会有一个较为理智的选择。
这从身为川中士人之首的杨盛、张禄的模棱态度就能看出一二来。
而杨错,虽然受邀参与议事,但只是静坐一旁,充当着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还未到我直接插手的时机。
就在这第十天,韩澄回到成都,同时带回了柏茂琳的人头。
狡猾如狐的柏茂琳,虽然心思费尽,最终还是未能逃脱韩澄这个老练猎人之手。
韩澄一回到成都,就立即痛斥士人们只知争权夺利,却将高适的大祭一事忘却的一干二净。
高适遇害身亡已经数月有余,由于正处战事之中,韩澄等人没有能力,刘辟一党没有放在心上,本该隆重大办的高适大祭竟被耽搁了下来。
如今局势安定,正应该尽快补办,并将高适的骸骨由江州搬迁到成都来,与当年被害的军民安葬在一处。
或许是没有想到,或许是刻意忽略,一众川中官员确实将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置之脑外了。
直到韩澄这一发火,才真正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紧急准备了三天后,以韩澄、柏贞节、杨盛为首的川中文武官员,在高适的衣冠冢前举行了隆重的大祭仪式。
祭品中,除了必要的三牲外,更为引人关注的则是以段子璋为首的十二名谋叛首恶之人及刘辟、柏茂琳两颗首级。
返回成都之后,为能尽快稳定川中人心,韩澄曾主动当着川中群臣的面发誓——再次重申不会追究附逆地文武官员的罪责。
不过,这里面却并不包括段子璋等十二名首恶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