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一直就存在着一种传统，叫做“和亲”。提起“和亲”，有一句古老的祝福人结为夫妻的话，叫做“永结秦晋之好”，这“秦晋之好”，就是“和亲”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你争我夺，似乎永无宁日，不论是歃血盟誓，还是别的什么办法，都不能保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在黔驴技穷之际，聪明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您的国君的女儿姊妹嫁给我的国君，把我的国君的姊妹女儿嫁给您的国君，大家连络有亲，相互扯紧裙带，大概就不会打架了。尤其到了下一代，那就更妙了，您的国君把我的国君叫姥爷，我的国君把您的国君叫外公，那就更打不起来了。于是，春秋混战之际，秦国和晋国这两个紧挨着的国家就和起亲来，互嫁姊妹女儿，不让对方扩张的野心害自己，要永结“秦晋之好”。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晋两个国家是春秋时期打得最为激烈的冤家之一。这下子可就热闹了，国君的妻子成天跟在国君的后头抹眼流泪地哭闹，或是要求放了她的弟弟，或是要求救救她的哥哥，这裙带真是拧得七弯八拐，哪里还有一点亲情的味道。如果要从“秦晋之好”这一成语的事实来想问题，那么，以此来祝福男女好合，简直无异于诅咒。

    诸侯国之间和亲靠不住，皇帝和大臣“和亲”能否靠得住呢？那就更未必了。在一统天下的时候，皇帝有许多女儿，但皇帝却只有一个，因此，皇帝的女儿们只有嫁到大臣的家里，皇帝也把女儿当作笼络大臣的一种手段，但是皇帝照样不相信大臣，大臣也照样造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功臣被戮，也不会有权臣造反了。看来，裙带毕竟是裙带，以裙带的柔弱去缚那充满**的权力之手，是无论如何也缚不牢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和亲”可以算是一朵独特的“奇葩”，蕴含着中原皇室的几多无奈，几多屈辱。可以想象，一个泱泱大国的外交要靠一位柔弱的女子去承当，这是何等地卑贱和可悲！

    汉武帝时代，国势不可谓不强盛，可也上演过“和亲”的悲剧：汉武帝的女儿细君公主，背负着和匈奴修好之使命，远嫁冰天雪地的朔漠。资质娇嫩的她，过惯了皇宫中锦衣玉食的日子，极不习惯胡地“毡为房，地为床”的游牧生活，郁郁寡欢，积忧成疾，年纪轻轻便撒手人寰。

    隋朝的义城公主，派遣到突厥和亲，竟四次改嫁，也算十分不幸。可被大破突厥的李靖将军俘获后，嫌她“无耻”，将这位手无寸铁的公主斩首于路边，而她的丈夫颉利可汗却得到赦免。

    在前朝唐代，“和亲”发生变化，再也不是软弱妥协的表现，而是大唐主动与边疆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的一项举措。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非常注意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对他们恩威并重，一视同仁。

    贞观八年冬，吐谷浑进攻凉州，太宗再次派大将李靖为西海道行军总管，统领大军去征讨，将侵犯大唐的吐谷浑兵马杀得落荒而逃。几天后，吐谷浑派使者上表大唐，情愿投降。此时，老国王已自杀，其子慕容顺被太宗下诏封为西平郡王，仍然统辖原来的部落。然而，慕容顺很快又被心怀叵测的族人杀害，他的儿子诺葛钵机智地躲过了一劫。太宗很快派大将侯君集前往，平息了叛乱，扶持诺葛钵做了可汗，太宗封他为河源郡王。这位年轻可汗感念唐朝的大恩大德，亲自到长安拜见太宗，并请求能和唐室结亲。太宗看他气概英武，态度恭顺，心生喜爱，更重要的是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便将女儿弘化公主嫁予他。诺葛钵如获至宝，千恩万谢地带着公主回国去了。至今，在青海湖北岸的一隅，留有一座名曰“黑城子”的故址，据说就是当年为弘化公主修的宫殿。吐谷浑本来没有城池，逐水草而居，为了大唐公主的到来，也开始有了定居点。

    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奉太宗之命远嫁松赞干布，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和亲”使者。唐蕃古道上，处处留下了她的芳踪，传颂着她的故事。而且云铮知道，即便是一千多年以后，文成公主“和亲”的佳话仍然历久弥新，广为流传，而那些血腥仇恨的记录，早已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尘封在历史的暗角里。

    可见，从和亲的动机来看，有以下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