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秀苦笑着拍了拍刘震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震儿，你是否觉得为父矫枉过正了？为父何尝不知那兄弟死得可惜，但咱们大西军大多数人皆是草莽出身，行为举止粗鄙，稍不注意就会惹是生非，故而惟有以他的首级作为威慑，方能够杀一儆百，号令三军！”

    见刘震默然不语，文秀又接着说道：“震儿，待三日示众期满，你且替为父将那位兄弟的首级与尸身缝好，好生厚葬！若是能寻到其家人，便按阵亡将校给予抚恤吧！”

    刘震心里虽然还是不太明白父亲的做法，但还是微微点了点头，领命而去。

    这件事很快就在滇南地区流传开来，那些尚在观望的彝族土司，皆认定大西军与旧明朝的军队大不相同，乃是真正的仁义之师，一时人人心悦诚服，降者如云。

    惟有镇雄土司，素来与沙定洲交好，恃险据守，不愿接受大西军的招抚。定国闻讯，立即派遣祁三升领兵征讨，镇雄土司连吃了好几场败战，这才终于清醒过来，恐步沙定洲之后尘，赶忙自缚出寨向大西军请降，从此输送纳贡无不争先恐后。

    收复滇南后，大西军得以南通安南、交趾、缅甸、占城、罗甸等国，正所谓失却十省，收复五国。定国于是将阿迷州改为开远，蒙自改为沐新，迤东遂告平定。

    大军班师凯旋回到昆明，献俘与东府。孙可望大喜，立刻请来黔国公沐天波，当着他的面将沙定洲夫妇凌迟处死。沐天波大仇得报，自是感激涕零，叩首称谢，云南百姓亦是人人拍手称快。

    为了将滇黔两省营建成稳定的抗清大后方，在大军班师回到昆明的当夜，孙可望便匆匆将定国与文秀二人召来东府议事。

    定国早有谋划在胸，见孙可望问起，遂抱拳言道：“臣弟有三点建议，望大哥采纳，一为屯田，二为铸币，三为盐课！”

    孙可望求治心切，迫不及待地催促道：“老二，赶紧细细说来！”

    定国也不打算卖关子，稍稍停顿了片刻就继续说道：“当初咱们在四川粮饷供应多靠打粮，如此虽能够快速筹措粮饷，却难免伤及无辜，官绅士民更是怨声载道，最终才导致川中绅民群起反叛。因此臣弟以为应颁下严令，今后禁止各营打粮，也不许以各种名义向官绅及土司摊派借饷。”

    孙可望听后却是一脸无奈：“孤虽也知道打粮之法弊大于利，但非常时期，非常做法！若不如此，我几十万大军供给又将如何解决？”

    见孙可望愁眉不展，定国随即不慌不忙地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咱们不妨把那些无主的荒地分给各营，组织屯田，并修浚水利，自给自足！此外，不论军田或是民田都设立营庄，实行军管，管庄者由军中将校充任。军田的出产直接供应大军，而民田的出产则五成分予佃农，四成缴税，地主只得一成。”

    “二哥，十抽四的赋税太高了吧！这可是如今大明朝税率的好几倍！就算加上前几年崇祯搞出来的三饷，也远远比这税率低啊！”刘文秀心有疑虑，忍不住打断定国插话道。

    定国却是微微一笑：“不然，明朝的税率虽说不高，但官员、士绅、胥吏不仅不交税，还从中肆意盘剥，百姓负担极重，因此方才被逼得卖儿卖女，乃至铤而走险！而咱们大西军却不必像明朝官府那样迁就士绅，只须令各处营庄监督士绅，让他们无法把税收的压力转嫁到穷苦百姓身上！加上前段时间，咱们杀了不少贪官污吏，贪腐之风已大为收敛，我相信，断然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以身试法！所以这税率看着似乎高了，可实际却比从前轻了许多。”

    孙可望认真听定国把话说完，不禁连连点头称是，立刻在滇黔两地颁下谕令。

    此令一经颁布，地主缙绅心有虽有不满，但一来他们畏惧大西军，二来清军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西南地区，他们还需要依赖大西军的保护，与多交些税比起来，还是清军的大屠杀更加令人感到害怕，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该作何选择，因此也就默默承受了下来。

    加上老天爷帮忙，这些年风调雨顺，粮价大跌，不论军粮和民间存粮都有了大量的积存。自此，滇黔百姓安居乐业，生产恢复，贸易云集，一改先前战乱时的凋敝景象。

    定国又接着向孙可望建议道：“大哥，经臣弟访察，云南之地虽盛产铜矿，但过去铸造的铜钱大多流往内地，民间贸易常用贝壳。为了稳定物价，咱们应当扩大铜矿开采规模，铸造铜钱取代贝壳，同时将原本被地方豪强大户把持的盐业收归官营，扩大生产规模，以此增加赋税来源！”

    孙可望亦深以为然，一一遵照执行，于各地建起炼铜大炉十八座，改铸“兴朝通宝”，每大文抵一分，小文抵五厘，小平钱抵一厘，严令禁止再用贝壳为币。由于滇黔地区在大西军的治理下治安良好，物价稳定，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商人前来行商贸易。

    除此之外，孙可望又设立盐税司，任命总兵史文为盐统，专门负责征收盐课及商税。随着盐业兴盛，每年光盐课一项，就能为大西军带来十几万白银的收入。

    随着定国的建议相继付诸实施，大西军粮饷很快得以充沛起来，出滇抗清的时机也已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