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战争时期，货币只有纸面上的意义，

    果需要这种物资。不要说2元，让他用20元自己都行——一切为了打赢！可如果没有国际交换，叫20美元还么区别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美国和新加坡都是所谓的高汇率指数国家，但在战争条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国内生产来替代因战争而绝迹地进口产品，而后者却没足够的原材料、能源与人员来实现这一点，只能发傻！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争条件下。美国是生产力发达国家，新加坡是生产力落后国家，甚至要比大多数国家都要落后。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工业化基础，是制造能力但不是汇率水平和金融发达程度。

    但极端的条件毕竟是少数。因为即便在战争条件下交战国仍然可能存在进出口业务，要想完全封堵、断绝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汇率就发挥出对于生产能力的调控作用——高汇率指数国家制造能力、生产能力竞争性开始下降。低汇率指数国家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商品竞争力开始上升。皇帝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楚——在他所处地时空中，广场协议后的日元汇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于购买1辆进口车的日元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变成2，日本地资本能力、金融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日元计价水平地提高，日货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虽然能够通过强化本国市场予以巩固提升，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却一落千丈，一大批专职从事外贸的企业倒闭或者转型，大型地工业企业纷纷将自身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中国等落后国家进行再发展。本土的工业制造业大幅萎缩，金融业和有价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虽然日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在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中国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的力量和山东战场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压日元汇率水平，但强制降低日元汇率水平的结果只能是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增强日本的工业品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裤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计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内阁，绝大多数重臣都不可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将日元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带来的利益极大——日元大幅贬值，中国以日元为单位计算地贷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中国可以获取巨额的汇兑溢益；日本本国因为货币贬值，就需要在偿付外债的时候付出更多，等于大幅降低日本地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企业可以凭藉较高的汇率水平购买自己不能制造地日货，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如何计算中日两国的彼此收益呢？他们选择的必然是货币，或者干脆就是黄金——这是重商主义的理念，但却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只是很可惜，这却会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皇帝看来，这样做的最危险之处就是不恰当地提升日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制造能力，如果对方铤而走险，那什么负债和资本融资都不是什么制约——打赢了，债务自然一笔勾销；打输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笔债。

    另一个时空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为在两伊战争中欠了科威特大笔外债却是诱因，萨达姆侯赛因的算盘打得不错——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么样的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目的几乎就要达成了，却因为国际环境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弱肉强食却是天经地义。

    日本这个国家的危险性在于，它的工业实力、制造业水平每增长一分，它对外侵略扩张的危险程度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复日本汇率指数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恢复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能有效的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当然如果过分抬升日元指数，对中国也有一定的损害，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净债务国，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应对债务压力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实力来进行翻脸不认人，关键还在于力度的把握。中国有远比日本丰富的资源、有更广阔的市场、有成本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天然的竞争优势，不需要通过扭曲汇率杠杆就能实现，何苦要冒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风险来加以变更呢？况且，日元汇率的短期受挫并非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只不过是暂时的政治产物，一旦事态平息，迟早会恢复原位，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体现，强行压制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奏效。

    电波频频往返于东京和京师之间，双方都是聪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费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释说明。在日本方面看来，中国提了个好建议，虽然不能挽回对华战争的损失，但起码能够体面的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损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人的要价也很聪明，以远期的庚子赔款作为即期的战争补偿，隐约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又不是得理不饶人的铤而走险。双方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又给对方留有余地和台阶，而且还有达成协议以后共同可期的经济利益，应当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交换条件。

    只是，日本政治家有这么大的智慧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困境么？第三次机遇 第四卷 第三十一章 中日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