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府君么？”

    诸吏理解了他的苦衷。

    向逵性子急躁，却非不讲道理的，不吭声了。

    一吏说道：“‘收胡屯牧’，大不易也。府君已有成策了么？”

    又一吏抱怨似地说道：“好端端的，大王怎会突发奇想，搞个‘收胡屯牧’？些许胡牧，便是收入户籍，一年又能得多少牛羊租税？万一施策不当，激起了胡虏的叛乱，得不偿失啊。”

    室内只有一榻，黄荣不愿与诸人拥挤，没有坐下。

    他立於案边，面向诸人，说道：“大王，雄主也。王昔为抚军大将军、富平公时，出平外乱，内制朝权；我闻之，他酒后常振袖击鼓，咏以《玄鸟》、《殷武》之歌，慨然伟烈，气象雄爽。以大王的豪迈，焉会在意微薄小利？我料‘收胡屯牧’，……。”

    《玄鸟》、《殷武》是《诗经·商颂》的篇名，皆为赞颂武丁的诗歌，后者记述了武丁伐荆楚蛮夷、臣服各地诸侯的故事。

    令狐奉昔年每当酒醉，经常当众击鼓高歌，或数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或叠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之辞，俨以武丁的功业自期，如黄荣所言，诚是慷慨雄烈。

    黄荣的话没有说完，半截而止。

    诸吏等了会儿，不见他往下说，便有一人问道：“君料什么？”

    黄荣心道：“我料‘收胡屯牧’不是大王的本意。大王最终想要的，绝非租税，而是军。”

    这是他多日推敲，猜度出来的结论。

    他认为，以令狐奉的雄才大略，怎么会在乎那么点牛马租税的小利？而且是在冒着“激起胡人生乱”的危险前提之下。令狐奉命行此策的根本目的，他判断，只能是“先政后军”，其最终之目的是为了“征胡为兵”。

    他想道：“我定西国胡夷数十万，几与我唐民的人口相当，却为何军中少有胡骑、胡卒？无非因胡人迁徙无常，不在户籍，是故难以征用。是以，如通过‘收胡屯牧’，把他们列入户籍，从而一改彼虏徒轻徙难治的习态；之后，朝廷自就可随意从中取使，驱用於疆场了。”

    他看了看诸人，又想道，“此乃国策！如能得行，我定西国就毋庸再受兵源不足之弊，必将兵强马壮，从此无须唯事守境，可南攻冉兴；东渡河，进与秦虏争锋，蹈武丁之后迹，征伐诸夷，大有作为了！……此策关系重大，大王的明意尚未表露国内，我不可轻与人语。”

    面对诸人疑惑的表情，黄荣从容地说道：“我料‘收胡屯牧’定是府君当下最重视的。”

    他这一句话与他前头说的分明不搭。

    却不等诸人疑议，黄荣立即抛出了他们最关心的话题，说道：“所以，诸君，咱们只要能帮府君把此事顺利办妥，叫府君知道了咱们的能耐，对咱们大加重视，那么咱们之所求，不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可以顺势向府君恳请，得以实现了么？”

    诸吏以为然。

    向逵等人俱是寓士，他们籍非本地，而负责评目郡人乡品的郡大中正，却历任尽是出身土著，因此，相比土著士人，他们的仕途就十分艰难。如前文所述，乡品关系到士人入仕的起家官与做官的前途，在座诸人，於入仕前所得的乡议品第，高者与莘迩相似，五六品；低者仅七八品。自问才能，他们不觉得自己比史亮、张道将差，若黄荣者，更是自以才高郡中，非史、张能比，可张、史二人依仗家声，占土著之利，一个三品，一个四品，皆远高他们。

    之前就任建康郡的太守，不是说没有寓士，建康是侨郡，相反，历任太守，寓士为多；可正如在野的寓士争不过土著士人，在朝的“寓官”也争不过“土著官员”，所以建康郡的中正稳如泰山，一直都被土著把持。现下莘迩来郡，情况有所变化了，莘迩是“从龙功臣”，由是，黄荣、向逵等辈就琢磨着，是不是可以通过莘迩，改变郡里中正的局面？

    郡里的中正如果能改由寓士来当，对没定乡品的流寓士人有好处，对他们更有好处。

    没有定乡品的，也许还能得个好的品等；像他们这种已经定品的，比如定为八品，最多做个八品官的，要想将此阻塞打通，再上一步，除了郡中正给他调品之外，别无它途。

    诸吏中年轻的，心高气盛，壮志待展，年长的，快五十了，蹉跎半生，时不我与，因此对更换郡中正的事儿，都是急不可耐。可听了黄荣的分析，一时却也无奈，只好从其提议。

    向逵问道：“咱们该怎么作，才能帮府君办好此事？”

    黄荣说道：“府君已有成策。”把莘迩“利诱”的计划告诉了众人，说道，“可是目前有个麻烦，那就是该如何取信於卢水胡。君等可有高见么？”

    诸吏陷入思考，半晌，没人想出办法。

    数百年来，唐人与胡夷在边地的斗争没有断绝过，矛盾极其激烈，要想取信於胡夷，难於登天。黄荣叹道：“真是难办！”

    郡府后宅。

    莘迩左思右想，找不到取信於胡的办法，令人去城南军营，召来了兰宝掌、乞大力、秃连樊等人，讲出困扰，问他们道：“你们可有良策？”

    秃连樊说道：“这事儿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