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力陈利害，指出：袁世凯一旦掌握政权，必为中国祸害。蔡锷听了他的话，云南便没有表态。

    一九一三年，任滇中观察使，辖州县四十一个，所到之处，严于察吏，认真贯彻鸦片禁令，颇著成效。

    一九一五年，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护国，全国多省响应，打破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对此，梁启超辈在南京演说，抹煞云南首义功绩，自称“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

    钟岳义愤填膺，作，以如山铁证驳斥梁启超辈捏造黑白之政治驵商行径，指出：“诚以护国之役，吾滇军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与有力，使非吾滇人这慷慨好义，则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周钟岳积极倡导唐继尧响应孙中山护法之举。滇黔靖国联军成立，周钟岳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电胁唐继尧息兵，钟岳代拟复电强调：“惟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表示：“若执政者必欲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西南各省人民宁葬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不能苟活于专制淫威之下；”严正警告冯国璋：“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

    此电据说对冯国璋触动很大，有人说冯后来所以主和，与此不无关系。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但顾很快表态，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唐联帅出走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引起多方的瞩目。

    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时局产生影响。

    但是，自从民国六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

    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在云南名声很不好，竟一直受他重用，给他造成的影响也很坏。

    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旅途中不能不打算未来，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派在上海的代表名叫李小川，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是莫逆之交。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便是李小川的学生，李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李陪蒋方震去探视，随后陪同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此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驻上海。

    顾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刚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广东轮，与汪兆铭和张继同船。

    几个人谈及唐继尧出走，张继主张李小川劝唐继尧出国“养望”，不必去广州做军政府的“空头”总裁。

    言道：“现在的军政府只是广东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滇、川、黔、湘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不幸因颂云的关系，我们已失去湖南，蓂赓现在和川、滇、黔关系都搞坏了，如果到了广州，势必因蓂赓一人的关系而使川、滇、黔都离开了先生，这对大局无益，对蓂赓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山先生因为蓂赓垮台而拒绝与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况蓂赓今天并未倒下来，他仍然有潜势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在这个时候拉蓂赓，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后必然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图革命大业。”

    汪兆铭赞成李小川的意见，他们抵香港后，便同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到他们三人，只顾着问及长江一带情况，忘了李小川是唐继尧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话题往云南带，谈到唐继尧下野，以及将到香港，请孙中山表示看法。

    孙中山看来对唐继尧没有太多的好感，淡淡地说：“蓂赓从来就不服从我，他有权有势时总是和我相左，现在会服从我吗？”

    李小川便以唐的个性做出解释，说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并非不服从孙中山，如今受了顿挫，对一个自视甚高且从来未受过挫折的人，反而是一个怀柔他的好机会……。

    他话还没说完，孙中山已不耐烦，站起身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为是的军人做基础，如果军人们不能先进行政治教育，就无法贯彻革命。这些年来我吃够了军人们的苦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北伐，要选举总统。我已命令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的军费二百万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方法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会用大炮来打倒这些不听命令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