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而定。

    对于康同璧母女，早先的营生是靠出租部分屋宅获取的租金，以及祖辈留下的家当家底维持生计。炎黄红党光复北京后，因为大幅度搬迁移走老城里的居民，这里此时剩下的，多是早年间有田产家产，祖上福荫厚实的家庭，所以租金这块收入基本就断了。仅仅靠坐吃山空也让她们多少感到不踏实。不过很快，炎黄红党的工作人员，敲开了大门，和康同璧母女畅聊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各自满意的签订了工作合约。

    由于王凡的坚持，所以新政府内不存在让名人后辈，随意在哪个文史馆之类的部门挂个名号，领一份不菲或者足够维持其原来生活水准的工资，也就是说不允许“不劳而获”！

    “所有人只要有工作能力，就不能不劳而获！”

    “这些人大部分自小就家境殷实，生活富裕，所以才接受了完备的炎黄私塾似的启蒙教育。不能说因为他们早先这样，就永远必须这样。劳动创造财富，新炎黄不养闲人！”

    “他（她）们拥有极高的素养和艺术功底，许多人精通绘画、书法、篆刻、历史等，炎黄民众的素质提升，需要他们的帮助和发挥自身作用。”

    根据王凡的建议，在北京可以成立各种艺术类社会团体组织，但必须明确，这些艺术团体组织，不是为了满足某些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而是要有计划地“接地气”、“促民生”。由于他们在艺术水平和水准上都是“大家”，可能无法教授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艺术功底的普通百姓。那么就可以变通一下，集合北京哪怕全国的有艺术基础的青年学生，在他们手下学习。大约三年左右，再让这些学生回到全国各地，开始各自地区的艺术启蒙、教授给普通老百姓孩子如何绘画、写漂亮毛笔字，传授基本的炎黄文物知识和历史文化，于潜移默化和个人兴趣中，继承和发扬炎黄的古代文明精华。由此可以形成阶梯式的炎黄国内文化传承体制。当然，对于这些人喜好经常聚会聚餐，以及注重自身生活品质的物质要求，只要他（她）们不贪污，靠合法财产维持（家底殷实）、不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炎黄红党政府是不管不问的。

    并且开始在社会层面广为宣传，所谓国内外那些贵族豪门，不是指富少爷小公主自己在生活上的事情一律不管，只会从家里放手要钱花钱，而是指自幼便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懂得如何为人处世，拥有必要的社会性格和生存能力，重点是要养成优雅的举止、纯良的品质、处理日常事务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并通过举例国内外社会名流的子女履历，如会做菜、做点心、懂种植、懂药草、知历史、知国际等作为论据，以减少炎黄百姓“不能让孩子吃苦、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传统观念。

    这个计划在主位面物资贫乏的时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为了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人们可以挥拳相向；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可以兄弟打架、姐妹争吵、夫妻反目、父子翻脸。所谓贵族的素质，也需要一个最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来维持。主位面历史上，建国初到新文化运动初始，炎黄国内的不少社会名流，依靠外国亲朋好友的侨汇收入，可以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里购买到，老百姓根本不敢奢望，当时最紧俏的点心、白糖、花布等商品，这一切都是维持他们体面和素质的关键点之一。等后来侨汇断绝了，家底没有了，他们也一样，不再注意衣着边幅，而是奔波劳碌于每天的一日三餐了。

    北京老城，什刹海。

    这里据王凡的地安门大宅不远，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在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此时初春时节，树木开始泛绿，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就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银锭观山”便指这里。

    张伯驹的家便在这里，也是一座宅院，不过面积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整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今天张伯驹和妻子潘素收拾整齐，准备外出，红党光复北京后，特意聘用从西北返京的张伯驹，担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并且像半官方半民间的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都聘请他，这几个月来可谓忙的很。不过虽然忙，张伯驹却觉得生活很充实。

    今天是他们去博物馆看展览的日子，由于炎黄边区政府在北京新城，按照规划建了不少展览馆、美术馆、博物馆，并定期（每十天，所以第一目标位面从事展览馆之类工作是很辛苦的，只有真喜欢的人才会乐在其中）更换展品，内容包括国内历史文物、名人字画、古玩真迹，到国外欧洲、沙俄时代油画真品，艺术雕刻等，甚至还有据说从倭寇那里夺回来的唐宋名家真迹，所以对于张伯驹来说，每个月去三趟展览馆和美术馆是必须的，能在北京生活的他是忙碌的，也是充实的，更是幸运的。

    展览馆内。

    看着一副又一副展品，以及如织的参观人流和每个参观者或疑惑或欣赏的目光，张伯驹突然对潘素说道：“我决定了，我要把《手复帖》、《游春图》、《三希堂贴》、《上阳台帖》、《蜀官妓图》捐给国家”/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