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大多给“每户地三十亩，官给籽种、牛具”鼓励进行生产。一般五年或六年土地升科交赋，亩交粮八升至九升不等。

    在朝廷的鼓励下，内地农民大批到西域安家落户，开垦种地，把往一片片荒凉的原野变成了一块块肥沃的良田。

    另外朝廷还许一部分发配到西域服罪的犯人携带家眷，增加西域屯田力量。大顺对随犯人一齐到乌鲁木齐的家眷，“酌给地五亩，自行开垦，其未收获以前，官为养赡家口”，作为临时措施进行安置。

    回屯则是组织大批贫苦的东疆回部土著，前往北疆开垦荒田，组织生产。

    庄屯，则是由内地的富豪、大族和大商帮直接投入资金组织生产。由于朝廷在内地对于土地兼并，往往设置了大量限制条件，所以在内地投资土地甚为不便。

    但是在西域地区，朝廷不仅没有限制富户兼并土地，反而出台大量政策吸引内地富商到北疆组织庄屯。

    庄屯生产出来的粮食，也由安西大都督府和本地顺朝驻军直接收购。

    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吸引来了陕西、山西两省，甚至是一部分远在浙江的绅商，西出玉门经营牟利。

    世祖朝的民族迁徙，改变了西域的整体面貌，破坏了过去西蒙古诸部对北疆地区的垄断权力，便于大顺朝廷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手段。

    西域的地理位置，由东北而西南，先后与喀尔喀蒙古、甘肃、青海和西藏为邻。这些地方，除甘肃之外，均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农业比重很小。

    甘肃地方，多年供应顺军，民力极其疲惫，平定准噶尔，该省人民虽除掉挽运之劳，而其本粮食不能自给。

    朝廷若从外省调拨粮食，须经河西走廊运送，路程几近上万里。那时西域地区路程，从北疆巴里坤到南疆叶尔羌就有六千里。顺朝即使财物充足，客观条件也不许，朝廷深知西域驻军粮食必须自力更生，唯有大兴屯田。

    那时的况，可以说先种粮食后驻兵，或者说有多少粮食决定驻多少兵，所以，朝廷自然希望生产粮食愈多愈好，反对减少种地亩数。

    甚至出现过伊犁驻军守将因当地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奏请停止由内地派往伊犁屯田士兵，结果被李来亨大加斥责。李来亨明确说：“西域地方，开垦地亩以备积谷，甚属紧要。积谷虽多，不患无用，且多垦土地自必多需兵丁，即稍有费用亦属无几。今卿等如此奏请甚属烦琐，伊从前不致如此糊涂！”

    李来亨鼓励屯田多多益善，才促使天山北部屯田星罗棋布、四处开花。从东部的巴里坤到西边的伊犁，北至塔尔巴哈台，南抵库尔喀喇乌苏，从蒙古牧民到回回农民、汉族移民、遣犯、商人，都投入到垦荒的潮中。

    结果北疆的粮食生产不仅大大满足顺军设防之需，而且开始外调。西北经略使周祚鼎就因为西域粮食充裕，商贩稀少，提出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地区准许商民报监捐粮，就是向朝廷交纳一定数量粮食获得监生资格。周祚鼎计划于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地，各收监粮十万石；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各收监粮五万石，总计为五十万石。大量粮食储备除满足军事需要外，还为移民开发西域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