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却成了无道昏君——难道这也搞照顾少数民族么？

    其实，除了上面常常被提到的j点之外，在比较正德和乾隆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是绝对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文化氛围。所谓大清盛世，从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三年，大兴文字狱达五十三起，遍及全国各地，天下士子人人自危，可谓将康熙、雍正的光荣传统发扬的淋漓尽致；更不用说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义的、人类发展史上迄当时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打击非法出版物行动了。反观正德时代，昏君之治下，却是一派宽容平和百家争艳的景象，也许是道学先生们的火力已经集中招呼到皇帝身上去了的缘故——这也正是江南文化臻于极盛、四大才子粉墨登场的年代。只是，不知道唐伯虎在苏州城外悠然y诵桃花曲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感应，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可能l漫情怀并不逊se于他的年轻人，正在郁闷地遥望江南呢。

    即便按照最为严厉的正史标准，客观上看，正德皇帝的形象，也并非文官手中笔杆所描述的整印象那般不堪。即便在亲征蒙古达延汗，离开京城的那四个月里，他也不忘记明令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j的公文j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由自己随时处理。虽然此刻正是杨廷和内阁精g高效运转的时代，正德皇帝的主要行政权力，可能仅仅只余下对于内阁已经票拟的旨意加以确认的“朱批权”，而且朱批发布的旨意也随时存在被臣下驳回的可能；但这位贪玩好动的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却十分积极，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作为庞大国家机器内部一颗螺丝钉的命运——尽管这是比较大只、也比较亮的一颗。

    至于明武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