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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他们展望前途的时候，他们已注定要困守乡间，拿著低薄的薪金，贫苦终生，与城市的知识界少有沟通，而且几乎没有改变自身状况的可能。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进入师范学校后，他们接触到了一些现代思想，一些激进的社会理论，使他们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反思。

    相同的家庭背景和艰苦的求学经历使得学校的农家子弟有著共同语言，形成了无形的交往圈子，激发了其阶级意识。也正因如此师范学校极有可能成为酝酿和滋生激进思想的温床，社会活动的中心。在这种氛围中，许多学生思想激进，进而成为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这一切是另一个时空的现实，而在这个时空之中，这一切现在并未显现出来，但是谁知道将来呢？

    吸着雪茄烟，唐浩然默默的站立在那里，他的视线随之投向远方，神情越发的凝重起来，他首先想到的是革命，想到了革命的温床……

    师范是有可能成为温床的，毕竟，与另一个时空中不同，在这里，政府固然提供免费的师范教育以及中学奖学金制度，但是后者只有每所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才可以得到，至于师范，很多人之所以读师范，未尝不是奔着接受免费的中等教育而去的。

    曾经在东北，便有那么一些人，就报着投机之心，试图通过师范接受免费的中等教育，却又无意作为教师服务，也正因如此，才会出台严厉的法规，甚至从根本上制止师范生在毕业十年内考大学。

    也正因如此，那些人难免会有不满之心，而这些不满就是革命的温床！

    十年前，唐浩然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但是现在，作为帝国的皇帝，他绝不是什么革命者，甚至可以说是革命与他而言是互相排斥的，是绝不融于帝国的体系之中的，对于革命的打压，必须是无情的！

    正如同在过去的几年间，对于所谓的“进步著作”国内的打压一般，可以说是不余遗力，那些著作甚至被定为“帝国主义阴谋家的颠覆他国的阴谋”，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罪名，任何宣讲所谓“进步理论”的人，也都会作为“敌国间谍”加以逮捕。

    其实这种“恐慌”，并非仅存在于中国，在欧美同样也是如此——俄罗斯革命震惊了每一个人，准确的来说，是俄罗斯的革命失败后，暴露出来的革命者的残暴以及屠杀，震惊了全世界，而在战争期间，那种思想表现出来的“蔓延之势”又令各国恐惧不已。

    在欧美，政治家们担心革命的思想会成为一种传染病，担心那种“人类头脑中从来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使欧洲道德沦丧、内战不休、经济崩溃”，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阻止这一切，数以千百计的活动家被各国政府以“煽动叛乱”等罪名捕入监狱。

    但是，没有任何人比唐浩然更清楚什么是革命，更清楚的知道，什么是思想，思想是杀不死的！

    只要革命的温床存在，只要革命的土壤存在，那么有一天革命仍然将不可避免的爆发。而这正是唐浩然此时所惧怕的，因为他清楚的知道，革命的贮藏着的力量，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

    尤其是在乡村，当那么一群对政府心存不满的农村子弟作为乡村教师服务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天然的“革命导师”，而他们的思想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学生——更多的人会接受那革命理念，而革命的理念极有可能在乡村扎根，因为乡村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的软肋！

    “要不然，停止征收田赋？”

    几乎是一种本能，唐浩然想到了后世免征农业税的“先进经验”，但是这个念头不过只是微微一动，他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另一种数字来。

    “745亿！”

    这个数字是什么？

    正是去年的田赋所得，也是238亿亩耕地所纳的田赋，这甚至不包括政府通过放领公地得到的地租。可以说，现在的农民所承担的税收，绝不逊于晚清，或许，农民因为良种的普及、苛捐杂税的免除等原因，收入在增加，可实际上，农民的困苦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但尽管如此，尽管从唐浩然到大臣们都知道农民承担着沉重的，远谈不上轻松的田赋，但是他们更清楚——国家需要田赋。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而言，若是加以地租的而言，政府财政收入的50以上都来自土地收益，甚至可能超过60，对于每年30亿以上的财政支出来说，一下免除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纵是唐浩然有意，政府也不会同意。

    更何况，唐浩然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笔钱对政府而言的重要性。

    “陛下，免税，是绝不可能的！”

    作为帝国财政大臣的唐荣俊断然开口说道，作为前帝国银